平刚先生生平事略

平刚先生生平事略

陈恒安 1987年

一

平刚字绍璜，生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贵阳府贵筑县青岩人。其时府、县同城，故平刚实居贵阳。其故居名余庆堡(今名歪脚)，周围二百余户皆姓平。其先世来自安徽。天主教“青岩教案”发生之后，传教遍及余庆堡，入教者甚多，其父敬斋也受其影响，遂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平刚不信教，与其父见解分歧。其母先后生十三胎，仅存平刚及姊、妹三人。平刚既成独子，父母十分钟爱，也不强求其苦心攻读。但平刚有远志，求知甚切。平刚八岁时已入私塾读书，十五岁学作八股文，二十岁时考取秀才。

平刚成秀才的第二年，即1898年，发生“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传播极广，无数青年志士皆被吸引。正当此时，平刚初遇年届五旬而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张忞( 贵阳人，字懵普，清末曾任云南陆军学堂教习)，对张忞抨击时政的激昂言论，平刚颇为钦服。

二十世纪初，平刚又与贵阳人彭述文(明之)结交，钦慕其研究数字的勤奋。平刚又获得黄平人乐嘉藻(采丞)、贵阳人蒲藏锋(劭光)的帮助，通过这两家的商号，由湘汉行庄转运货物之中，夹带多种进步书籍报刊来筑，使新思潮的言论不断输入。以上各人，除沿袭汉学考证及宋学理性之外，也积极探索“格致”之学(“格致”即物理、化学的旧译名)。他们常以“科学会”或“读书会”为名，在乐嘉藻家聚会讨论。后来毕节人周培艺(素园)、周丰园兄弟也参加此会。这时平刚读到了章太炎的《訄书》等著作，对其中伸张民族大义、宣扬明末抗清史迹、述古振今的内容，深感佩服，乃拍案而起曰：“吾意决矣，决心投身于时代潮流之中。”

1904年冬，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全国奉命庆祝。贵阳沿大街搭成几座“万寿台”，大肆筹备庆祝。平刚目睹国势如此危急，而封建王朝如此文恬武嬉，粉饰太平，愤极之余，立即将发辫剪去。一时万口争传，骇人听闻。平刚即成为贵州剪发的第一人，也成了众矢之的。到了“庆寿”之日，平刚又撰写一副对联，贴于“寿台”旁，对联云“东望日本西望意，卅年来人皆进化；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意在讽刺慈禧在穷途末路之时，对国内外环境视若无睹，竟作此厚颜无耻的“庆寿”之举。

平刚这次行动，触怒了清朝廷在贵州的官方。乐嘉藻等至友闻讯，劝其返回青岩暂避一时。岂料素对平刚憎恨之人以及青岩的劣绅，往官衙控告平刚为革命党。于是由当时的贵阳府知府、顽固官僚严隽熙查办此案。严隽熙立时下令提讯平刚，将治以重罪。幸得贵阳人于德楷(仲方)与乐嘉藻大力说情，严隽熙才勉强徇情面，在开堂审问时，责曰：“一名秀才，不守学规，言行诡异，有辱士林，非加严处，何以警戒将来？”命差役责打手心四十，交其父领回家中严加管教。平刚在家中受其父狠斥，加以不能向官府申辩，怒火中烧，便定志出游日本，以摆脱当时的恶劣处境。

1905年5月，平刚离开贵阳，兼程赴日。同行的有贵阳漆运钧(铸成)、万勖忠(勉之)、龙里朱沛霖(雨三)等人。当抵达日本上岸时，由平刚与长崎海关交涉入关事宜。日本海关官员盘问：“何以无有护照？”平刚答：“未领，所以无有。”海关官员说：“无有则不能入我国境。”平刚不假思索，以纸笔漫然回答：“从前贵国伊藤博文等曾潜逃出国，藏匿于荷兰船火舱中，前往欧洲。请问他们有护照吗？”平刚如此机敏。使对方看后无语作答，不得不予以同意入境。

平刚尚未赴日时，就曾认为应致力于文化教育，方能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以实际行动投入革命。1904年，平刚与张忞、彭述文等创设寻常小学于贵阳北门月城上的真武庙内(该门旧名布德门，门以南为老城)。在此先后时期内，蒲藏锋在城中心皇经阁(旧省府路志道小学内)设立乙巳小学，张白麟(石麒)委托白铁肩女士兴办光懿学校，并常在该校开秘密的革命会议。这年秋，张忞等又将寻常小学迁至新城的外忠烈宫。以上各校，平刚都参与其事。出了“庆寿”之事后，平刚出游日本，参加革命。平刚由日返筑后，除担任光懿学校董事长外，特别倾注于创办乐群学校(后增设中学)，常年不断地为之筹措经费，考虑人选，排除官吏和军队的多种干扰。乐群学校所历的艰难挫折较大，平刚一直承担责任到底。

二

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之年，即平刚抵达日本之年。平刚当年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并结识贵阳人于德坤(德楷堂房七弟)。二人虽性格不同，而友谊颇深(于德坤先任监察员，后任评议长，民国初年回黔，被刘显世杀害)。二人都善写作，曾为同盟会刊物《民报》分担编写任务。平刚一度有被提为总干事的拟议，后由宋教仁担任此职。

当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之时，平刚虽在日本，但与张白麟、周培艺、乐嘉藻等有书信秘密往返，论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革命的方针。这时，平刚在东京已被任命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随即准备返乡，策动本省的革命运动。当时，不论是在国内外互通情况、联络关系方面，还是在介绍贵州留学生及旅日人士参加革命方面，尤其是在促请同盟会接纳自治学社，承认其为贵州分会组织方面，平刚皆为活动最力的关键人物。

平刚在日本与漆运钧、拓滨(鲁生)、朱沛霖、安健 (顺卿)等从事革命活动，各以通信方式，灌输革命思想。自治学会取政党步调，形式上虽与同盟会不同，精神上实为同物。平刚居间介绍，请同盟会吸收自治社，自治社也主动请求加入同盟会。只不过内地活动，自治社仍沿用固有名称。

1909年(宣统元年)，贵州自治学社早在各县及各界拥有大量社员。此时，自治社由新军、陆军小学巡防营及社会力量等开展政党活动，策划军事，积极准备起义，使自治社阵容日益壮大。1910年，在贵州的革命酝酿成熟、瞬将爆发之时，平刚由日本回到贵阳，参加创办乐群小学(见前述)，目的在于以办学为名，密与张白麟、周培艺保持频繁接触，淡化革命党的色彩。因此，贵州革命的胜利促成，与张白麟为之主导，周培艺为之统筹，平刚为之激发青年锐志，同自治社融洽无间，有密切关系。

三

1911年农历九月十四日，贵州革命部队入城，义帜高扬。参加革命的各方面，当日下午在咨议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军政府，以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推定 张白麟、任可澄、杨昌铭(伯钊)、陈元栋、雷述、周培艺、平刚等七人为枢密员，平刚以先参加民党的资格加入。规定军政府内部组织由枢密员全权处理。

十六日，移军政府于前巡抚署(旧贵州省政府)办公。当即公推平刚起草条文，定名为《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咨请贵州立法院(由咨议局改组而成)同意公布。平刚协同周培艺(行政总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及函电来往。后枢密院人员增加，内部政治斗争渐烈，自治党已处于极不利地位，宪政党势力日见强大。

宪政党(以任可澄、刘显世为首)虽得到刘显世团练武装作后盾，但力量毕竟不足，无以实现其独据贵州的计划，便以郭重光等所组织的耆老会名义，致电云南都督蔡锷(松坡)，望他乘出兵四川之便，以“帮助贵州平定哥老会”为口实，乘势据有贵州。1912年3月1日，唐继尧所率滇军进入贵阳，即杀害贵州自治党人及无数无辜百姓，而宪政党拥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早在1911年9月，黎元洪便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筹组临时政府。不久，江苏、浙江两省都督又通电各省，请由原咨议局及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前往上海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当时宪政党人以蔡锷、唐继尧为背景，暗用枢密院名义，密电蔡锷，以经济、人选困难为理由，请在旅滇黔人中代为选派二人，即熊范舆、刘显治(显世之弟)，前往应选，并请蔡锷立即复电枢密院。这时贵州立法院正在筹备代表的选举，开会结果，平刚、乐嘉藻二人当选。平刚正负责处理枢密院日常院务之责，忽接阅蔡锷复电，便追问此事。任、刘二人不答。平刚说：“枢密院凡有重大事件，都须经会议处理。选派代表，事关重要，未见由会议通过，必是别有用心者暗拍电文，枢密院对此应予否认。”第二天，枢密院召开会议，双方辩论激烈。但云南所选熊、刘二人已经由越南海防到上海报到。后来总会审查来员资格，认为贵州既已直接选出代表，则云南代派者可以无须出席，最后仍由平刚、文崇高担任代表(乐嘉藻辞职)。不久，平刚去上海。

四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推选宋教仁(遁初，号渔父) 为参议院院长，林志钧(长民)为参院秘书长，林森(子超)为众议院院长，平刚为众院秘书长。平刚初任中央职务，正庆幸将直接襄助要政，不料袁世凯利用宣统退位时机，竟从革命党人手中夺取果实，接任临时大总统，将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平刚虽已偕同国民党议员去京，仍做了些工作，但由于袁世凯对国民党人的迫害和威胁无所不至，国 民党在京议员，常不能自安，往往流寓或秘藏。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不久宋教仁竟被刺于上海。

平刚在日本时，便结识余杭人章炳麟(太炎)，并以章太炎为师。章太炎与宋教仁关系颇融洽，章太炎深喜宋教仁别号“渔父”，将宋教仁引为知己。当章在沪时，忽一日兴趣勃发，援笔篆书“渔父”两个擘窠大字的立幅，赠给宋教仁作纪念。因宋教仁在沪行住不定，就交由平刚善为保存。不久宋教仁遇害，党内打算给他建碑。经平刚提议，并经党内多人赞同，即采用章氏篆书，勒为碑文，屹立于上海墓 地。章氏这一墨迹，解放后巳由平刚交与文物单位保存。

平刚是章氏门下知名弟子之一。见宋教仁遇刺，平刚随即产生消极意念。此后平刚盘桓上海，蓄意读书，受知于革命同志之一的陈子渔。陈子渔是扬州人，旅居上海，其女凤飞，与平刚结为密友，随即成婚。平刚从此在闺房课读之余，少与国民党议员往返，特与章太炎门下的同学黄侃往来甚多。平刚长黄侃八岁，黄侃把平刚当兄长看待。黄侃致力于《尔雅》、《广韵》等书，研究训诂学，终有硕果，世称章黄学派。平刚喜临写唐朝欧阳询《化度寺碑》，笔力秀劲；又好读六朝文字，但终不及黄侃的有所成。黄侃当时因事赴京，平刚误听传言，以为黄侃将入袁世凯幕府，几乎与黄侃断绝交谊。后经事实证明外传不实，彼此误会才冰释。直到1935年，黄氏病故，噩耗传至贵阳，平刚挥泪挽黄侃诗一首，云：“三十年前两少豪，师门携手兴何高。才华爱子生春草，识量推予愧羽毛。回首都成蕉鹿梦，惊心却听寒鸿 嗷。安仁旧绪方萦绕，那禁山阳感又劳。”可见章、黄对平刚影响较深。

平刚与陈凤飞结婚后不久，因居上海费用较大，便趁凤飞返扬州省亲访友之便，乘船转到安徽某县姨母的庄园居住。姨母为仕宦人家，藏书较多，平刚夫妇到后，以亲子婿相待。平刚在此，游憩山水，盘马郊原，读“传奇”，说故事，娱乐亲朋，几乎乐不思返。

五

袁世凯准备帝制时，妄图网罗四方贤俊以为己用，章太炎曾一度被迎往北京。章太炎欲借此揭露其篡夺民国的阴谋，被袁软禁多时。1915年，蔡锷等在云南发动起义，出兵讨袁，章太炎携同平刚入滇，支持护国运动的进行。1916 年，袁的称帝阴谋失败，章太炎便转徙于沪、粤等地。

1917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 国会”，就任大元帅。章太炎到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平刚也随至广州，任府中秘书。平刚以幕僚身份曾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自行设立军官讲练所训练一般军事骨干，以解决国内各方的武装纠纷。有不以平刚之言为然者，斥之为军阀思想，故平刚的建议终未被采纳。及至1923年，孙中山先生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复任大元帅时，平刚重到广州，见中山先生被周围军人所挟持，不能如意指挥，平刚又提出前次的建议。正好中山先生也在考虑此事，认为平刚所言很对。

1923年，平刚因父母衰老，其妻陈凤飞又身体孱弱，难于支持家事，生活日见窘迫，不得不离开广州革命政府，回家探视。不料此次回黔后即不再有畅游江海之日，而所任职务也从此只局限于省内。

1923年，滇军以护送原省长刘显世为名，由唐继尧的堂弟继虞率滇军入黔，这时平刚任镇宁县长。但平刚对刘显世在先前引滇军祸黔之恨未消，又目睹其士兵横行无忌，心中愤懑。一次，滇军径直闯入镇宁县署，勒索人伏和现款，并以刀枪相逼。平刚挺身而前，持国民革命的道理，与滇军力争。滇军不听，将平刚逐出县署，平刚职位已失，即由镇宁返回贵阳。

1926年，贵州仍在兴义系军阀袁祖铭的控制下，其部将彭汉章任贵州省长，另一部将周西成，方扩张实力于川南、黔北，屯驻赤水，有所谓“招贤纳士”声誉。平刚也被周西成延揽，曾被委任为古蔺县长，后调任为赤水县长。其后周西成从彭汉章手中夺得政权，被国民党政府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平刚也回贵阳，被周西成任为政治顾问。

周西成形式上已归属国民党政府，实则据地自雄，不想受外来干预。1927年，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政府组成后，先后派王亚明、张道藩、商文立、黄宇人、李益之等人来黔建党并吸收党员。他们都先来见平刚，平刚介绍他们与周西成相见。后贵州电局忽截获一次电文，周西成疑心这是他们与南京联系的密电，下令逮捕。经平刚说情，终于杀害李益之一人。

从周西成掌权开始，历经毛光翔、王家烈，直到1935 年，平刚等一直在筹设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平刚任指导员兼训练部长。周、毛、王都曾亲自过问“党务”。平刚虽以老革命的声望办党，但在军阀系统的权力下，一直受约束，被疏远。

六

1937年冬，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到任后，筹备成立贵州省临时参议会，从全省推举参议员和正副议长。第一届共为三十人，平刚被公推为议长，商文立为副议长。这届参议会曾揭发少数县的贪污案件，弹劾民政厅长孙希文有 所包庇，孙希文引咎辞职。第二届平刚仍蝉联议长。

贵州地处西南中心，抗战时为后方重镇，国民党中央加于贵州人民身上的重重负担，与日俱增。省临时参议会为当地民意机关，岂能一言不发。但每当提出这类问题，省政府各厅处负责人多在会上解释，等于驳回。平刚深知这种驳回的压力很大，抑郁在心，故意装聋盲。主持会议遇争论不休，以至有人拍案怒吼时，平刚就闭目静坐，若无所知，或摇铃散会。这时平刚年逾花甲，体力衰弱，终年不离药囊。加以在上海的岳父家时，抽上鸦片，如今已成痼疾。所以他早年的革命激进气概，这时已转变为迂缓消沉，对佛学理论好之更甚，在家中常以“看经念佛”为主要内容。

平刚素无恒产，租得两广会馆南院和小园亭作为寓舍。房屋窗破墙坏，鼠蛇出没，到抗战胜利时才装设电灯。临参会虽为民意机关，但岂能真正行使民权？临参会秘书处设在黔明古寺(今阳明路)，此处离平刚寓舍近。

平刚对蒋介石素无好感，这常见于他的言论。如1941年末，报载国民党九中全会决议对蒋授予大权。有人说，中国权力早已被蒋一人总揽无余，更有何大权可言。平刚笑说：这不过象皇帝时的上徽号而已，只是不能与加‘九锡’相比罢了。”同年有老友约平刚到重庆去见蒋，平刚说：“见 他有何用处？不过是向他讨个封赏。”

1943年春，蒋介石来贵州视察。几天后，参议员中传说，蒋要在南明堂召集士绅茶话，有请议长参加之说，而不请参议员。一时群情沸腾。副议长黄元操以为非去不可。平刚说：“这样武断约会，不先征得我们同意，我不愿参加。”后来黄元操没有去。第二天临参会开全体会议，蒋介石忽然到会讲话。休息时，平刚只与蒋谈到贵州气候如何之类无关重要的话，对蒋并无曲意奉承之语。

平刚积有多年的革命资望，对国民党中央身居高位的老友，他不想向上攀附，少有信件、应酬的往来。但对栖牲、病故的同志，尤其是其中的贵州人，时常思念不巳。如对张怒、黄泽霖、于德坤等人的遗孀或子侄，都代为出面请求抚 恤费，或介绍工作。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平刚一手写成《贵州革命先烈事略》，并予以刊行，传播广远。平刚更挥洒其血性笔墨，将张白麟史实写成纪念碑，立于河滨公园。听说乐嘉藻在北京病故，平刚立即写成乐嘉藻传略。对当时尚在的辛亥革命党人，如贵定的凌霄(汉舟)、平坝的陈武(纯斋)等，平刚也作帮助。当周培艺(素园)参加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竞选时，平刚把这当成己任，谋取毕节社会和巨商的全力支持，使周培艺被选出，1941年往重庆开会。周培艺从延安归来时，常住平刚家。

平刚性格，外柔内刚，有时言词太直，使人难堪。平刚也自知这点，常说，这是章太炎嫉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身上的反映。平刚与任可澄早年便政见不合，性格也迥异。后经多人沟通，两人晚年私交较好。但政见不同仍如故，谈话中一触及便避而不谈。平刚曾以工诗自负，但所作常用经义僻典，不免艰深难解。

七

1944年十一月中旬，桂林、柳州、宜山等地相继失守，日寇图黔之举，已迫在眉睫，局势岌岌可危。此时蒋介石已派汤恩伯到黔、桂指挥作战。汤恩伯驻贵阳，曾与平刚谈及防御事宜。平刚建议：贵州边境有连山天险，号称“十万大山”，即大山塘一带，可以扼守，迎敌决战，不宜为保守实力，退而不前，以致连失数城，难以立足。数日后在省政府开会，据称河池已失，官方强令百姓迅速疏散，传言省府将迁往外县。一时人心惶惶，无数难民在烽火余生中拥入贵阳，无住宿之处，夜栖街头、檐下的比比皆是。平刚寓舍中空屋和院廊并不广，但他愿让给几户约四十来个难民居住，以致过路时几乎无下足处。直至黔南事变结束，这些难民才逐渐迁出。

汤恩伯此时已由何应钦密保兼任贵州省主席(准吴鼎昌辞职),打算局势再坏，就放弃贵阳，迁省政府于遵义，再败则移至桐梓。汤又放出昆明疏散、滇省府将迁昭通的空气。汤恩伯为了敷衍民意机关，曾托人疏通平刚，劝平刚立即趋毕节或重庆。并以严重语气相告，将来贵阳必为军事上所争，定遭糜烂。平刚不畏恫吓，借词推托，说身体衰弱，家累太重，于政府无益，待与吴鼎昌商量后再定夺。平刚实 际是抵制汤恩伯的强令疏散和不战而退的打算。

但在汤恩伯的强制下，省政府开会，决定贴出即日紧急疏散的布告。而省府及中央驻黔机关，已经或正在疏散，纷纷焚毁物资，日见黑烟，夜见火光。平刚在会上质问：“强迫疏散，究竟有何用意？”吴鼎昌答：“是汤总司令奉中央之命行事。”平刚指出：“这种举动十分荒谬。既知敌人并非主力，况且离此尚有五、六百里之远，就如此惊扰，万一大队敌人逼近，何以抵御？抗战七、八年来，总是说凭城作战以制敌，其实这是自杀，还能踏此覆辙？大山塘的失守，推之于无兵，现在城内外驻兵不少，且陆续在前来，为什么不督兵去占要隘，而坐待于贵阳？”

为了稳定临危的贵州局势，蒋介石担心汤恩伯不易支持，立派何应钦、张治中、谷正纲、张道藩来贵阳。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时，省政府召集各界人士在南明堂开会，平刚前往参加。以上各人相继讲话，都是说要从速疏散，并说中国人意弱质劣，不及外国人的勇于卫国。这激起了平刚的愤怒，平刚起而发言，大意是：一国主要看谋国者如何领导。现在急需赶运军队，向前接战。身为总帅的人(指汤)，为何远居后方，每日只知下令疏散？试问：为什么不去守大山塘而想退守黔灵山？为什么不去守黄沙河(在广西境内)而想退守岛江河？如果真的节节后退，我军怎能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敌决战？会议不欢而散。幸而敌人至独山后就往回撤退。后几日，吴鼎昌访平刚，谈到汤恩伯已作出计划，电呈蒋介石批准，贵阳为决战之地，要先烧南明堂(汤的总部设在此)，次烧省政府，其它厂矿、民房自不待言。吴鼎昌说，得了平刚一席话，南明堂免遭火烧。周诒春也说：若不是平刚当场直言，贵阳已成一座火城。

八

1945年1月，杨森继任贵州省主席。这时省临参会将改选为正式参议会。杨森不属意平刚任议长，将要选举时，派人劝平刚退让，说否则将有不测，如平刚应允则另加优厚待遇。平刚说：我久已厌倦这职务，但这是选举，非我所能左右，我也只好听其自然。及至全省八十一县市选举结果，平刚当选为省参议长，吴道安为副议长。后吴被选为中央立法委员，副议长由杜运枢(叔玑)接任。杨森曾传谕参政会，谓中央派贵州献粮七百万石，献款为数尤巨。平刚等呼吁减免，却无下文。

1948年，谷正伦继任贵州省主席。平刚与谷正伦本来早年便熟识，谷为后进。但谷知道平刚素来肆言无忌，不愿平刚直言干预省政，遇要事就对平刚秘而不宣。此时国民党官僚在南明河畔大建洋房舞池。平刚当面对谷开玩笑地说：听说主席也在大建官邸，但贵州要办的事太多，希望不要为此而分心。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张道藩向平刚传达蒋介石的意志，平刚竟响应吴稚晖等的言论，对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持敌对态度，且形之于文字。

1949年冬，贵州解放。党对平刚实行统战政策，平刚先后在贵州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筹备会、抗美援朝贵州分会、 世界和平保卫委员会贵州分会担任适当工作，并正式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同时平刚也参加一些政治学习，阅读一些文件。但因体力甚衰，常不能前去政府开会，依靠在政府中工作的老友给他传达政策精神。对土地改革，平刚能 依据文件规定，敦促亲友中的剥削者尽力赔偿，拒绝一切利 用他的声望而说情减免的请求。

解放后，平刚得到优厚待遇，生活安定。平刚没有子女，以族侄“过继”。早在离解放的十余年前，其妻陈凤飞就已病殁，家中只有嗣子夫妇照顾。平刚因年老患病，多方调治无效，于1951年底逝世，终年74岁。平刚病危时，党和政府派人看望，并拨款相助。平刚逝世后，党和政府又派人给他治丧，并赠给阴沉杉棺木一副，葬于红边门外的大营坡。

平刚在解放后，深得周素园(培艺)的启发、帮助。通过学习，平刚也能自省，常以周素园的言行为楷则。平刚逝世后，周素园撰挽联云：“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阵；博闻广识，遗恨未窥马列书。”挽联对平刚一生的概括是恰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