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刚先生传
平刚先生，字绍璜，生于一八七八年，卒于一九五一年，贵州贵阳青岩镇歪脚村。从小就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要铲除一切毒害民众的坏人，建立一繁荣昌盛盛的中国”。因而读书用功，聪明机警过人，十九岁就考取了秀才。
平刚先生一九○五年远赴日本，孙中山先生派他任贵州盟长（即贵州同盟分会主持人）。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平刚担任参议院秘书长。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大元帅。平刚先生任元帅府秘书，一九二三年回贵州后，曾担任四川省古蔺县县长、赤水县县长、镇宁县县长、贵州省参议会会议长。解放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直到一九五一年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甲午中日战争，我们的力量是日本人的十倍而竟然败北，令国人感到莫大的耻辱，极想改变这种现状，遂形成两种观点，一是维新，一是革命。孙中山先生反对康有为提出的“保存清室，慢慢改革”的保皇维新路线，着力主张“推翻清朝，建造民国”。平刚先生当时年仅二十二岁，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革命信念坚定不移。认为我们的国家不革命就没有希望，只有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当即毅然剪去发辫，用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表示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为贵州首先接受孙中山先生路线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发，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平刚先生积极投身到这场空前的革命之中，在局势极其动荡、军阀混战的险恶环境中，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积极在贵州组织国民革命军政府，成立立法院及军政府民政部等，由于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贵州的革命力量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扩大，所有力量十分之九属于革命党人。
由于不满清政府的昏庸和腐败，平刚先生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之际，写了一副对联讽刺慈禧，被清政府视为是大逆不道者，下令四处辑拿。
眼见国势颓败，不得已东渡日本。海轮到达日本时，日方警察写字示意出示护照：“如无护照，不允许登陆”。平刚先生坦然在纸上作答：“你们日本伊腾博文从前革命反对德川幕府，被迫逃到荷兰，在荷兰船上伪装伙夫，难道也有政府的护照吗？”义正词严的一番话，感动了日本警方（因日方警察略通汉语），赞誉他是“好角色”而得以顺利登陆。
在日本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委平刚任贵州同盟会主持人。为避免清朝政府的注意，贵州同盟会以自治学社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
平刚先生东渡日本前，就创办了乐群学堂，为革命集储力量，（贵州辛亥反正，有许多革命志士都是乐群的学生）。一九一○年受孙中山先生指示回贵州与革命党人办有《西南日报》，配合各省的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与反动势力“宪政预备会”办的《黔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平刚先生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贵州光复以后，平刚先生被选为国会代表。
平刚先生在给孙中山先生当秘书期间，用他渊博的知识报效祖国。由他起草的文件、信箴、电文，行文流畅、说理透彻、文字精练，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信任。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黔南事变”中，平刚先生起过重要作用，当时，日军来势汹涌，已打到我省独山，进逼贵阳，形势岌岌可危。蒋介石派汤恩伯到贵州，暂兼贵州省主席。在汤恩伯强制下召开省政府会议，决定强迫疏散省政府及中央驻黔机关并焚烧贵阳以御敌。平刚先生在会上慷慨陈词：“此举最为荒谬，既知敌人并非主力，且离此五、六百里之远，自己便如此惊扰，万一大队敌人逼近时，何以抵御？现今城内外驻兵不少，且陆续前来，何以不督兵往取要隘，而坐待于贵阳？” 平刚先生力主将部队占据各险要地势以阻敌军，而不坐以待毙，汤恩伯这才罢休。山城人民提起“黔南事变”，都对平刚先生的义举充满敬仰之情。
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我军大兵压境，兵临贵阳，国民党顽固派落荒而逃。时任国民党师长的刘伯龙来到贵阳，他专程找到平刚谈话并表示：“宁可烧掉贵阳，也不能将贵阳留给共产党。”企图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将有几十万人民的贵阳山城毁于一旦。平刚先生听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个阴谋，气愤至极，当即强烈反对，并说：“不要留下骂名，倘若谁敢烧贵阳，我愿同存亡！”他坚决反对这种灭绝人性的丑恶行径，经过异常激烈的论战，力挽狂澜，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才没有得以实施。此次若不是平刚先生的一番直言，贵阳早就是一片废墟。他对人民的一片热爱之情，使贵阳的老百姓永远都铭记在心。
事后敌人企图以开会的名义设下圈套，利用这个机会对平刚先生暗下毒手，他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有去开会，当时卢涛先生不听他的劝告前去参加，被刘伯龙暗杀于贵阳头桥和二桥之间的转湾塘。
解放后，平刚先生以党的事业为重，在年逾古稀之年，以顽强的毅力，努力为我党工作，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每次省政府开会，他必到会，即使生病也从不缺席。
平刚先生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工作中，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身体力行。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贵州的发展和建设，对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新贵州的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土地改革时期，响应党的号召，将自己的寿材卖了，把钱送交青岩农民协会，以表拥护我党政策的决心。
我们的党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平刚先生，不仅重新送给他一盒棺木，还给他配备了鸭绒枕头和藤椅的座垫，更重要的是给他送来了马列书籍。平刚先生很重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他把这些书放在书案显眼的位置，每天都要认真阅读，伏案工作到深夜。
平刚先生对待学问一丝不苟，勤奋刻苦，他看过的书都注满了眉批，逝世后全部书籍献给了贵州省图书馆，大约有十部板车之多。他一生著作甚丰，计有《平刚文集》、《平刚自述》、《感遇集》、《嘘云集》、《贵州革命先烈事略》等；日记一一四册，约有百余万字，记载了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从一九一四至一九五一年间的政治生涯，现保存于省博物馆，由严平、张宗屏二位同志整理好以后连续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至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平刚先生的生活很朴素，穿布衣布鞋，吃得也很简单。他每天早上十点起床，然后开始看书、看文件，工作到次日凌晨二点。
平刚先生晚年生病时，得到省政府的关心和爱护，组织了专门的医疗小组，昼夜守护精心治疗。
平刚先生逝世后，省委省政府为他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人逾一千多。贵阳的各界人士和许多单位送来了花圈和挽联，他的老朋友、贵州省政府副主席周素园特送一副挽联，挽联云“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阵，博闻广识，遗恨未窥马列书。”对他革命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为纪念平刚先生，经贵阳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布，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平刚墓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立有黑色大理石碑，上书《平刚墓》。二○○二年又将墓修葺一新，供后人凭吊。党永远记得他，人民永远记得他。
平刚先生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无限热爱，为复兴祖国的大业和争取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胸襟广阔，包纳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时刻与祖国的荣辱兴衰同甘苦、共命运，并以此为目标，用毕生的宝贵年华实践之，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抱负和无私的奉献；对革命，出生入死，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对敌人，疾恶如仇，一身正气；做官，勇敢为民众呼吁，是民众信任的代言人；他不畏强权，敢于向昏庸腐败的清朝统治阶级挑战，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之一；对学问，一丝不苟，刻苦至深。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民主人士。
后附平刚先生讽刺慈禧的对联
东望日本西观意，卅年来人皆进化；
北惩俄罗南戒党，七旬后我亦维新。
这副对联是讽刺西太后的。即是说往东看，日本已经维新，改成君主立宪，往西看意大利在玛志尼等三杰的领导下，也统一维新了，往北看俄罗斯的革命党要推翻沙皇的统治，往南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也在暗地活动，想推翻大清的江山。没有办法了，为了挽救垂危的命运，七十岁的西太后我也不能不谈点维新。
作者系平刚先生的曾外孙女，在贵州省六盘水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本文得到平刚先生的长孙平明亮老师的大力支持，文中所涉资料均系平明亮老师提供，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华平氏总谱》编纂委员会搜集整理
公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平 刚： （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五一年），字绍璜，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出生于贵阳，一八九七年十九岁时考取秀才。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平刚大受刺激，思想一变而为革命。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平刚和张忞（又作铭）等在贵阳成立贵州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科学会”，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五月流亡日本。
是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当年即加入同盟会，担任干事。他积极为同盟会刊物《民报》撰写文章，受到好评，以平刚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从此同盟会的革命思想传入贵州，对自治学社产生了很大影响。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指示，回到贵阳，和张百麟等人一起筹划贵州革命。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平刚任枢密院枢密员，负责全权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不久，平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代表，离黔赴上海开会。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平刚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就任众议院秘书长。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平刚立即赴广州，出任大元帅府秘书。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平刚因父母衰老，妻子多病，离开广州，回到贵州。他先后任镇宁、古蔺、赤水等县县长。周西成控制贵州政权以后，平刚被聘为政治顾问。
平刚虽有较高的资望，但他绝不向上攀附。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有老友约平刚到重庆去见蒋介石，他说：“见之有何用处，不过去讨封赏。”拒绝前往。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蒋介石来贵州视察，许多官吏求见，趋之若鹜，平刚漫不经心。开会休息时与蒋介石见面，也只大谈贵州天气，不谈政事。蒋介石欲召开茶话会，有请平刚参加之意，平刚说：“如此武断约会，不先征得我们同意，我不参加。”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 日本侵略者进攻黔南，蒋介石派汤恩伯到黔、桂了解战情。汤恩伯见日军来势凶猛，下令放弃贵阳，强迫民众疏散。贵阳城顿时大乱，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到处在焚烧物资、火光、烟雾笼罩着贵阳城。平刚见贵阳军民人心浮动，贵阳城不待毁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就先毁于国民党军队之手，心如刀绞，多次质问吴鼎昌，汤恩伯等人。平刚公开质问汤恩伯：“身如总帅者，远居后方，每日只知下令疏散，不顾一切。试问，不能守大塘而欲退守黔灵山，不能守黄沙河而欲退守乌江河，若果节节后退，敌军合围前来，我军岂能在贵阳、马场坪之间与之决战?”这番话一针见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者媚外压内，以强凌弱的本性，深受社会各界赞许。
一九五一年底，平刚在贵阳病逝，终年七十三岁。贵州省人民政府派专人为他治丧。他的老友、贵州省政府副主席周素园特送一副挽联，挽云;"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阼，博览广识，遗恨未窥马列书。”对平刚的一生作了恰当的评价。” 戊戌变法后，平刚结识了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乐嘉藻，彭述文，蒲藏锋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切磋新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
摘自贵州《平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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