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只为做好一件事

常年戴着一副眼镜，在厚如啤酒瓶底般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晚年因视力只剩下常人的千分之几，不得不把书凑到鼻子跟前，凭着笔划轮廓“认”字。

他就是我国著名楚辞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

姜亮夫先生

1983年古籍所正式组建，成为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全国24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姜亮夫任首任所长，副所长徐规、平慧善，教师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雪克、张金泉等，以及中文系“兼职”来任教的蒋礼鸿、郭在贻，组成了第一批导师团。

1986年古籍所师生合影，前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

一册64开的小记事本，记录了姜亮夫写下的详细规划，内容涉及人事编制、课程设置、研究方法、授课教师名单、图书资料、招生办法、经费预算等各个方面。对于入所的新生，姜亮夫设计了专业课程和专题报告相结合的模式，利用自己的“朋友圈”邀请校内外专家来讲学。年逾八十高龄的姜亮夫，也亲自授课，即使体虚似“摇摇欲坠”，但每次上课，哪怕是下着雨，也没有耽误过。

古籍所的其他几位大家也是一心问学、诲人不倦。沈文倬被称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解决了礼学和经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也确立了古籍所在三礼经学领域的引领地位。徐规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宋史、中国古代史学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教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中国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

1983年9月，受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开办了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为推动学术繁荣和培养后进人才，不顾年老体衰，竭尽全力。1985年，古籍所又举办了“先秦两汉文学”和“元明清文学”讲习班。

“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师生合影

“元明清文学”讲习班合影

此后，应姜亮夫之约，他早年的学生崔富章调入古籍所工作。阔别多年，崔富章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谒姜先生的那个炎热下午：“师母领我走进他的卧室兼工作室，从桌子到椅子到地板都叠放着书。”

右起：姜亮夫、陶秋英、崔富章

而此时，所里已经有好一些年轻面孔，他们在“豪华导师团”的引领下，叩开了古籍研究的大门。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古籍所第三代领军人的张涌泉和王云路。

崔富章与学弟学妹交流后发现，姜亮夫的每一位弟子都在他堆满书的家里受过教诲，“先生对于培养后人的迫切之心、对于教学的倾尽全力，真是几十年如一日。”

与崔富章同为第二代领头雁的龚延明要来得晚一些。龚延明是徐规的弟子，历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又放弃了53元的工资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工程兵战士，后由历史系调入古籍所。

历经三代人的苦心经营，古籍所在楚辞学、敦煌学、职官科举制度、中古汉语研究和三礼经学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在历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中都保持领先水平，培养了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诸多人才，不仅是我校人文学科类研究实力最强的标杆学科之一，也成为了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姜亮夫治学淹通，博涉多门，在楚辞训诂、敦煌韵书整理研究等领域尤擅胜场。他的《楚辞通故》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获评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的中古汉语语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韵辑》基本复原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系统。

姜亮夫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为使命，即使在流亡逃难之际，他都时刻挂念着敦煌经卷的保护研究。他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敦煌学概论》则为敦煌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可贵探索。

作为创所人，姜亮夫不仅给古籍所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也定下了研究要视野开阔交叉融合的发展要义。他倡导的文史哲兼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教育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建所初期姜亮夫先生所制定的

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沈文倬。他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不可割裂。数十年来，他潜心治学，以“三礼”为中心，以多学科为径，向四周伸展，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下，古籍所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张涌泉继承了这一脉，长期浸淫敦煌写卷，成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在阅读敦煌文献的过程中，他又创新发展了近代汉字研究，第一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俗字学理论体系，《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开创性著作站在了俗字研究的学术之巅。同时张涌泉还是敦煌写本文献学的奠定者。他多年来做的“敦煌文献缀合”工作，让破碎后分散的残片“破镜重圆”。

张涌泉、许建平、关长龙合撰《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王云路是郭在贻招的第一届硕士生，后又跟随姜亮夫读博，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在中古词汇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一系列开创性成果被誉为“填补汉语史研究大段空缺的一块块基石”。同时她又在不变中追求变，从单个词语中归纳出更系统的词语脉络，找出其中的规律，来探索汉语的真谛，“点心”为什么不能叫“点腹”或者“滴心”？为什么是“一双儿女”却不能说“一副儿女”？都是些很有趣的研究，而能说清楚一个词词义产生的根源和流变，在王云路看来是很有意义的事。

广博的同时，专注也是必要的。在古籍所，每一个人都涉猎若干领域，又都有自己的“自留地”。

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登科录》，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龚延明和弟子祖慧从零开始，通过检阅宋代经、史、子、集海量的文献，清理出41040人的宋代登科人名录，411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为中国科举史填补了宋无《登科录》的空白。而后他又颇有远见地打造《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将人文社科研究从卡片时代推向数字化研究时代。

龚延明、祖慧合撰《宋代登科总录》

崔富章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版本目录学方向的研究，陆续推出了《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书目五种三编》《楚辞书录解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楚辞学研究丛书”，其作品被学者尊为“当世《楚辞》版本目录学之殿”“国内乃至世界楚辞学研究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

束景南以朱子学与理学为基点，延伸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朱熹、王阳明研究上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专著《朱熹年谱长编》《朱子大传》《阳明大传》《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等著述屡获省部级各类优秀成果奖，被授予浙江省特级专家称号。

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新一代古籍人手中，七零后、八零后学术骨干也在不断取得优秀成果。

王云路对姜亮夫教的研究方法记忆犹新：“姜先生说，做学问就像在打桩，桩打得越深，旁边的泥土就越会吸附在桩的周围，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是浮萍，没有一个归属。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重在打基础，要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这是姜亮夫给学生立下的规矩。去世之前姜亮夫在小记事本上亲笔写下“最后最高要求”：“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坚苦卓绝的气概！”

姜亮夫先生手书对文献学研究生的“最后最高要求”

而这么多年下来，读书报告会也成为了古籍所的重要研学方式。

“礼和利是连不起来的，不要从利的角度考虑。”这是沈文倬对入门弟子的教诲。当看到很多年轻人投身于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治经治礼不易，不能速成，要下苦工夫。正如他自己，一篇文章要反复“雕琢”，一部40万字的大作愣是压缩到了16万字才发表。直到80多岁时沈文倬才发表了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至今依然是研究敦煌学的必备书籍，但是书出版后，他仍不满足，对于书中的词条，不断增订，找到一条例证，就增加一条，持续30年之久。他对学术的执着求索，尽在书中。

重文献、重实证一直是古籍所的鲜明特征，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尊重。龚延明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遇到好多拦路虎，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引文里面有好多版曹、右史、台丞、谏长、副端，这些到底是什么官？我都不明白，查词典也查不到。”他认为做学问就要有见难而上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魄力。于是龚延明开始搜集宋代职官别名，遇到一个别名，就做一张卡片，经过不断积累，做成了数十万张卡片。

郭在贻非常强调“人要做发明派”，他常引用胡适的话说，发现一条新义就像发现一颗新星一样重要。郭在贻的研究思路、方法对新一辈古籍人的影响很大。王云路就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三十多年来，我基本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也许看到这里，有人会问，研究这些古籍有什么用处呢？

确实，在古籍所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古籍知之甚少——看不懂，也不明白有何用。大量古籍散落在纸堆中，湮没在库房里，少人问津，更不用说整理保护研究。这也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背景。正是这份“37号文件”成为了古籍所发端的源头。

2022年，中央再次出台了古籍工作的文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而今年浙江大学古籍所也迎来了“不惑之年”。

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浙大古籍人40年持之以恒的工作中找到答案。古籍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和象征，古籍研究是一门关乎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也是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语言，这本身就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呀。我们的文化独领风骚，我们的研究也应该独领风骚！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自信从哪里来？其实自信的根基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我们知道原来的样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为什么这样，以后又会怎么发展。”王云路说，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让后辈人了解，也需要我们代代相传，这就是研究古籍的作用，也许这个作用看不见摸不着，却值得我们有这样一批批学者“做深功夫”。

比如当下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在整理出版的《中华礼藏》即是对中华传统礼学文化的致敬与继承。礼学是中华文明的命脉之学，在物质不断丰富的当下，“礼”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项工作既可以保护和保存这些典籍，又可以对礼学文献典籍作一次抢救性搜集和整理，为更好地研究继承礼学文明提供基础和准备。

当然这项工作难度也很大，需要极大的功力与定力，正如古籍所几辈人对古籍研究的坚守与坚持。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对浙大古籍人四十年如一日传承中华文化的真实写照。

王云路主编《中华礼藏》

薪尽火传，辉光日新。古籍所成为一代代学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一代代学人的赓续中熠熠生辉。期待着新一代古籍人，为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