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鹏：“学”与“文”的交织——平步青古文批评管窥

平步青（1832-1895），字景孙，号栋山樵、侣霞外史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同治元年（1862）赐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江西督粮道并署布政使等职。同治十一年（1872），弃官归里，全心钻研文史，著述极为宏富。在平步青广博的知识世界中，古文批评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是，学界对平步青的关注很少，这与其著作之富、价值之高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其古文批评的论述更是寥寥。黄霖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中，十分难得地专节介绍了平步青与其《国朝文棷题辞》一书，认为此书是一部“平允简洁、创意不多，但具有历史眼光的较好的文学史著作”[1]。但限于体例，该书未能对其古文批评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

本文在对平步青《国朝文棷题辞》与《缥锦廛文筑》二书中散文研究材料全面梳理、重新勾连的基础上，试图抽绎出平氏的古文批评基本观点，揭示其中的内在理路，并结合平氏其他存世材料，展现“学”与“文”交织互动成为平氏古文批评特点的这一事实。

平步青本身是一位古文爱好者和学习者，有着长期的创作实践经验。据他回忆，他在十四五岁时不喜时文，却对古文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偶作散体文，顾充沛自喜”[2]。平氏的祖父以授经为业，却没有因平氏时文创作的废弛而遏制他的古文兴趣，而希望他将来有笔墨传世[3]。从少年时对古文创作技巧有了朦胧的认识起，平氏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创作品格。他曾对取法司马迁（前145-？）、欧阳修（1007-1072）的浙籍前辈茹敦和（1720-1791）之古文创作有极大兴趣，自谓“幼即酷好之，平生散体文肆力于是者为最早”，并学之数十年[4]。他也曾对浙籍前辈冯景（1652-1715）的文字颇有好感，自谓“少嗜《解舂集》”，后又得以阅读邵长蘅（1637-1704）的作品而知冯景取法所在，又学邵文，自忖“学之三十年，去之尚远”[5]。平氏博览，取法绝不止于茹、邵，但二则材料已可见其于古文创作用功之深，也可见其对古文创作中取法名家、学习前贤的高度重视。

平步青的学侣汪曰桢（1813-1881）曾阅读过他创作的文章，并颇有痂嗜，力劝梓行[6]。可是平步青一向谨慎于示人文字，他生前刊刻的著作除了《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续》及《群书斠识》外，只有《樵隐昔寱》中的“记事”一卷[7]。据此，时人对平氏的古文创作情况实知之甚少。平氏去世后，弟子杨越整理乃师著作并加以板行，后人才得以从《樵隐昔寱》、《安越堂外集》等著作中窥见其古文创作情况。

源于对古文长久的浓厚兴趣，平步青留下了大量古文批评著述，而集中见于《国朝文棷题辞》与《缥锦廛文筑》二书。

《国朝文棷题辞》（下简称《题辞》）六卷[8]，是平步青对清代文集作者的批评之作，收录清初至道光间三百二十八位文集作者。平氏此书成书过程实际非常周折，结果也远非平氏原意，而是不得已之举。平氏在自序中说：“余性耆丁部，于国朝诸家尤有鸡跖之合，始创意为《文棷》一书。自是购之厂肆，假之友朋，至丁卯凡八年，所见无虑数千家，国朝人文亦踰千余家。手录文目，则于习见及坊间易购者置之，凡得数百家。监司江右，此事亦间为之。壬申归田，时时续订……[9]”可见平氏的计划之大与耗力之多。给清代开国至今的文集编一总集，这一让人望洋兴叹的绝大计划并非平氏一时兴起之为，他曾在另一部著作中提及“仆前辑《国朝文棷》，先定年表[10]”，即说明此举本有定程。而平步青曾在谈及《如不及斋文钞》时赞扬道：“考订得间，辩证精确，如《衣䋈》、《雉度》、《朕兆》各解，《世父释》、《释耬跋》、《且字考》、《蟾蠩异名录》七篇，精博细密，已入《文棷》。[11]”可知《国朝文棷》这一庞大工程确实曾一度推进，绝非虚言[12]。但是因为种种缘故，这个庞大工程终于难以为继。平氏在介绍邹汉勋（1805-1854）时，曾提及邹氏的一篇文章已被己编《文棷简编》收录[13]。《文棷简编》的出现就是一次让步。等到平氏本人数罹窘境之后，连《简编》也因故不能成书。平氏只得将“弃掷可惜”的卷端题辞摘录出来，辑成《题辞》一书，并叹息“第存文目无题辞者舍之”、“或有弃取得失，久贮胸中，而其集不存案头，则亦姑已”[14]。可知《题辞》一书即便是一再让步的结果，其本身也并非完备。但尽管如此，《题辞》毕竟胪列三百余位文集作者，名家更是基本网罗，其价值不容小觑，其中保存了大量古文批评材料。

《缥锦廛文筑》（下简称《文筑》）一卷[15]，又分作上、下两部分，是平步青关于文章的笔记体研究著作，被收入其《霞外攟屑》。上半部分依涉及文章或文家的时代排列，上抵先秦、下至清末，或考辨源流，或批评臧否，或考索掌故，或摘录文章，不一而足。下半部分措意于为文法则与文章用字的考辨等内容。《文筑》中笔记多以比并材料为先，有的放矢，不发虚言，可为研究古文等各种文体之资。

平步青在《题辞》、《文筑》中对文章的批评限于体例，多由一家、一文而发，不成体系。若将见于二书的古文批评材料抽绎出来，重加勾连，可发现平氏古文批评的几个显著要点。

第一，平步青承认古文创作多元的合理性，并强调其多样性、创新性，绝忌一体独尊。平氏对古文创作史上诸流派沉浮的评述，能生动展现这一认识。韩愈（768-824）作为“起八代之衰”的古文第一领袖，平氏绝无异议，而又推崇柳宗元（773-819），认为千古能与韩并驾者，“惟柳州一人”。对于唐宋间人将韩、李连言的李翱（772-841），平氏以一句“李文公源出昌黎”加以降黜[16]。唐宋八家之后，文坛寂寥，平氏认为“有明一代，称文章大家者，不过数人[17]”，而晚明竟陵、公安派盛行，“士多效之，诡琐俚碎，文格日下”[18]。进入清代，文坛生气仍不如意，平氏感慨：“国朝古文家，乾隆以前大抵规模韩、欧，积久生厌”。幸而胡天游（1696-1758）、杭世骏（1695-1773）等“以奇丽为宗”，朱仕琇（1715-1780）规仿先秦两汉，先后涌现，扭转古文文坛[19]。而乾隆后期，桐城古文渐蔚为大观，平氏又大为不安，“嘉庆中骈体盛而散文衰，桐城派尤易袭取”令其痛心疾首。尽管平氏一再詈责桐城派“易入庸浅”，但他实对桐城派标举的方苞（1668-1749）、姚鼐（1731-1815）等人怀有敬意[20]。方苞以古文名世，被平氏誉为“苍头特起”，给文坛注入了新鲜空气，但当群起效之的时候，就画虎不成，“反类伪体”[21]。幸而此时又有恽敬(1757-1817)、魏源（1794-1857）等诸家“以丙部起文集之衰”，使“古文复盛，至今不衰”[22]。纵观平氏眼中的古文创作史，文坛因新风注入而再次激发活力，而一种风潮独大时往往引发危机。具有原创性的文家足以标榜，而一旦进入规仿前贤矩矱，就往往滑入第二流甚至不入流之列。平步青反对的并非方、姚，而是以桐城为古文不祧之祖、“声貌不相袭者举无与于古文之事”[23]的垄断及后学的步趋。尊重并呼吁古文创作多元性与创新性、希冀文风代起的古文史观，展现了平氏古文批评的开放心态。

第二，平步青强调行文简质，忌浮芜支离。汤斌（1627-1687）是康熙朝名臣，古文存世不多，平氏读后击节称：“一往清迥，别具畦町，高古简质，扫尽学究陈腐迂语。[24]”姚文田（1758-1827）也是翰苑名达，平氏称其文古文“高简拔俗，详核有法”[25]。对于前文提到的浙籍前辈冯景，平氏则赞其古文“清峭历落”，并推重其言：“作文之法，以简为高，以洁为贵，不简不洁，易薄弱而多蔓。[26]”一旦行文不简质，即或落入浮芜冗漫，或落入破碎支离。所以他批评金德嘉（1630—1707）之文“典则不支，尚存先民榘矱，异于攟摭丛碎者矣[27]”、李振裕（1642-1710）之文“宽博有余，不免冗漫”[28]，都有着对行文滑入简质反面的警惕。

第三，平步青极强调古文要讲“法”，法是佳作必由，更是创作底线。感慨于当时许多文家不讲法，平氏批评说：“夫为文而无法，则亦何所不至？高才者自著一书可耳，何以文为？[29]”出于对“法”的强调，平氏多以“有法”称誉文家，如“行世之作无多，谨严有法[30]”、“法度森然，不名一格[31]”、“淡简有法，出入唐宋[32]”等等，不一而足。面对作古文不讲“法”的文家，平氏则以异端视之。明末清初文家彭士望（1610-1683）就“以气节发为文章，务以理气自胜，不屑屑于法”。平氏一方面服膺彭氏人格行止，而又不得不借他人之语指出其“文气甚和而锋不可犯，然非正宗”[33]。戴震（1724-1777）曾作为汉学领袖主盟学坛，平氏对其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于戴氏“古文一道可以不学而成”的意见，却也不敢苟同，而以“英雄欺人”视之[34]。在平氏眼中，师心自用、蔑弃前轨的古文创作殊非正路，而领一时风气独抒性灵的晚明习气就是毒患大宗。平氏每称“痛扫钟谭”[35]，且视袁宏道（1568-1610）等“非古文正法眼藏[36]”的激越之语，若放在“有法”的准绳之下，实际不难理解。但是，平氏对“法”的强调并非要以古法将文家彻底锁住。他在对魏际瑞（1620-1677）的品评中指出一微妙境界：“其文以巧力变化而合规矩，盖能用法于无法之先。若绝不类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斯真善用法而以法胜者矣。[37]”追求用法于无法之先、化法于无迹、随意出手古法具在，这是平氏辩证的文法观。

古文创作既能创新自立，又能不出法度，并辅以行文简质，无疑是有极高难度的。平步青眼中的古文创作也因此有了一定神圣性，正如他所说：“然则古文，又易言乎哉？”[38]

古文难做，古法难得，平步青遂强调文家要“学”，以不断培植自我的学养作为古文创作的基础。平氏既正说“文之成不成，视乎人之力学与否[39]”，又反说“世固未有根柢不深且厚，而能以文章名世者也[40]”，几乎将“文”的高度与“学”的深度画上了等号。平氏自然不反对才情，但一方面使才、逞才未必适合古文，另一方面才情很大程度上依赖天赋。并且，平氏还赞同洪亮吉（1746-1809）“古人才识皆自学问中来[41]”的观点，遂不遗余力地将文家成就归因于其学养，展现“学”对“文”的关键作用。那么学什么呢？在平氏眼中，四部皆可以学，皆可以用。

首先，平步青继承了以往学人、文家对经学的重视，认为经学能成为古文的根柢。陈寿祺（1771-1834）是经学大家，平氏援引陈氏语“治古文辞而不原本经术，通史学而不究当世之务，则其言不足以立”[42]，并命之以“立言君子”，足见其对经学的重视。雍乾间文家陶正靖（1682-1745）治学博洽，而于经学会心。平氏称其“于《易》、《诗》、《书》、《春秋》、‘三礼’原委条贯，故能以经术为文”，且简淡有法，能自成一家。[43]乾嘉间经学大师如云，平氏对他们的古文创作也每多有赞誉。如平氏推崇朱筠（1729-1781）说：“古文以郑、孔经义，班固史书为质，才气奇横，覙缕巨细，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包。所欲言者，无不尽真气勃出，成一家言。[44]”又如王昶（1725-1806）也系经学名家，平氏认为他的古文创作力追韩、苏，卓然一家，而得力于对经学的深研。所以平氏在此附和阮元（1764-1849）之说：“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主荀、虞，言性道则尊朱子，下及河津、阳明诸家。于戲！世固未有根柢不深且厚，而能以文章名世者也。[45]”除了措意于经学的文家，未有志于经学的文家也可因经学沾溉而受益。方苞以“一代文宗”名世，戴钧衡（1814-1855）认为其与归有光异境同归但又因“根柢经术，羽翼道教”非归氏所及。平氏对此认为是“持平之论[46]”，亦可见平氏心中经学对古文创作的深远影响。

其次，究心史学可有裨于古文叙事等技巧。平步青直言，“文家以敘事为最难”，甚至国初诸老也每病于此[47]，而《史》、《汉》等史传经典正可示以轨辙。前文已提到邵长衡即是取法于《史》、《汉》的叙事高手，深得平氏之心。而另一位浙籍文家孟远（1634-？）也因“敘事颇得龙门神理”得到平氏赞誉[48]。此外，在平氏眼中，如俞长城（1668-？）、唐仲冕（1753-1827）等诸多文家古文都受到史公深刻影响[49]。对于《史》、《汉》以外的史著，平氏则臧否不同。如他采《柳南随笔》之说，认为韩菼（1637-1704）古文得力于《南史》、《北史》，每篇能有一二会心语[50]，又同时指出《新唐书》等史著易引人歧途[51]。但潜心史学、探求史法能使人具备史裁，有益古文，是平氏立意所在。

再次，诸子甚至佛老都可以在形式、神韵等方面给古文创作以有益借鉴。恽敬（1757-1817），字子居，有《大云山房文稿》等著作，是平步青极为服膺的前辈文家。平氏的《樵隐昔寱》记事一卷在光绪年间版行，他的学侣夏燮（1800-1875）作序说“作者于国朝诸别集肆力最甚，自谓于鲒埼、大云二家服膺尤甚”[52]，即可见恽敬在平氏心中的地位。而恽氏的“特识”就在于“以诸子救丁部之衰[53]”。平氏评论说：“先生于阴阳、名、法、儒、墨、道德之书无所不读，又通禅理，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54]”融汇诸家，近法家言的古文风格被平氏大为推崇，之后以此为路径的文家也都被视作有功，则诸子可对古文有益不言而喻。佛老较诸子则所出更晚，时被视为“外学”[55]。但平氏也认为它是古文创作的有益养料。潘耒（1646-1708）气盛辞达，其山水游记被平氏推为最工，而称其有“字字华严法界来”之境，不负其禅喜文士之名[56]。罗有高（1733-1778）出入儒佛，平氏称其古文“时造极精微”，其人“虽遁而学禅，而皈心宗乘，服膺《玉林语录》，兼通天台、慈恩诸家，为文益洸洋恣肆”，收效了文与道洽、雄而能肆的效果[57]。此外，如平氏眼中的方苞“羽翼道教”等，都可见其诸子佛老可有益于古文的观点。

复次，前辈古文家的文章具在，自然也可示以古文法眼。集部中的诸古文大家道夫先路，积累了丰富的古文创作经验。诸大家并非不学而成，平步青就反复强调他们恰恰正是学古楷模。平氏既说“柳州文，学《国语》最多”[58]，又指出《柳州八记》不仅上仿禹益，下法郦亭，甚至有取法于《汉书地理志》的注文处[59]。欧阳修（1007-1072）《醉翁亭记》以“环滁皆山也”起首，被后人认为是不用装头套语的精彩开篇，而平氏指出这是受《山海经》中篇章的启发[60]。苏轼（1037-1101）以奔放雄肆著称，而平氏揭橥其善于取法，既说苏善学管子[61]（723-645），又指出喜雨亭的命名源于《穀梁传》，声言：“谁谓文忠少年登第，疏于经学哉？[62]”唐宋古文大家既是古学的忠实后学，也是古文的开路前贤。平氏认为，若能悉心学习唐宋大家，也可得到文法的进步。韩、柳、苏等也确实是许多后学学习的对象。窦光鼐(1720—1795)颇被一些评家轻视，而平氏辩白说：“予谓散体文法昌黎，惜不多。[63]”程恩泽（1785-1837）幼承家学，平氏称其“诗文深博雄伟，似皆学韩[64]”。焦循（1763-1820）是经学大师，古文取法柳宗元，被平氏高度赞誉，谓其“削拔绝俗，叙事如《书裔烈娥》一篇，奕奕有神，何减《段太尉逸事》[65]”。在唐宋大家之外，取法于近人古文作品在平氏看来也是可行的。如赵青藜（1701-1782）“文受义法于望溪，风格似之”，而其古文也受到了平氏的高度评价[66]。在《文筑》中，平氏还曾全文抄录俞长城的《读说命》一文，“以为初学古文者之导”[67]，更可见其近人古文可以取法的认识。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平氏的批评实践中，许多文家通过八家甚至近人、师门得到了古文门法，但也有许多文家“不欲似唐宋八家[68]”、不走师门的理路而呈现其他风貌，同样可得到肯定。极而言之，一些文家措意经史而不顾集部，也时得到平氏首肯。这不能说明学习前辈古文家作品对创作无益，而是说明了取法于古文家是学古文之一途。“熟于唐宋古文流别”，胸内自有积轴，这在平氏看来是可以利用的一种学养[69]。

正经正史、诸子佛老、集部文章皆可以为古文创作之资，如此泛滥的取法范围折射了平步青对文家学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平氏对文家取法所自的开放心态。所谓“夫古文义法自在天壤深造者，宜无不合，而得力要自不同[70]”，平氏眼中抽象的古文义法是自在天壤之间的，但文家必须有所“得力”才能得法，这种得力是可以不同，甚至是应该不同的。

但是，平步青总试图勾连文家学养与古文之间的关系，绝不意味着其“学”能即刻转化为“文”。刻意模仿实为平氏所不取，他希望文家能合之以神，自出机杼。换句话说，经典文本虽然有示范和启发作用，但如果直接照搬就会成为古文创作的枷锁。如平氏批评王世贞文字中“模拟史公者最可厌[71]”，沈德潜（1673-1769）“文逊于诗，而株守八家渠矱”[72]，都是平氏反对蹈袭前人的例证。“世英豪文字亦自立门户，肯向古人庭宇槃旋哉？[73]”平氏强调文家要学，是“在意不在词[74]”的。平氏评论王昶时说“宜其闳博渊雅于古，合以神而不袭其貌”[75]，就挑明了“学貌”与“神合”的差别。要想神合，非学不行，又不能止于摹仿。湘籍大家吴敏树（1805-1873）谈到欧阳修藏有《旧本韩文》，珍如异宝，但为文却全不似韩愈，是真正豪杰。平氏对此极为赞同[76]。他深刻认识到，学而不苟同，吸纳之后再去突破与摆脱，才能成为一代大家。平氏极服膺杭世骏（1695-1773），称其“学贯九流，才服一世，诗固卓然大家，文更学赡才雄，而以苍秀凝重之笔出之，拍突古今，自成一子[77]”，俨然一代大师。平氏对曾国藩（1811-1872）的评价也有相似之处。曾文正多被推为桐城后学，平氏首先对此否认，继而发挥说其“格物、博辨、训诂一寓于雄奇万变之中，以韩、欧规模，抒马、班神理，挈而反之两汉三代[78]”呈现出融汇百家而终不拘一格、不名一体的蔚然气象。一般古文家，固然可以止步于学一体、学一家而神形具备，文从字顺。但如杭世骏，如曾国藩，以及诸古文第一流大家，在平氏看来都经历了由“博”反“约”，最终形成一种既与古人神合，又独往独来的文字[79]。平氏对文家学养及突破的这种强调，与其“用法于无法之先”的文法观相互照应。

平步青形成重视学、重视法且尊重多元的古文批评观，既与道咸以降的文化学术风气相关，更与平氏本人的学者身份及学术旨趣密不可分。

一方面，平步青本人是扎实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其学术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古文批评。论学术源流，平氏自视为浙东学派的嫡系。在平氏的学术世界中，易代以来，黄宗羲（1610-1695）、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邵廷采(1648-1711)、全祖望（1705-1755）及章学诚（1738-1801）等前后相继，勾勒出浙东学术的辉煌谱系，但时至晚近，却少有后继，平氏少时就曾“以习闻先正自期”，显示出学术自觉[80]。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平氏溺苦于学，用功极勤，且服膺全祖望、章学诚“寻章摘句”的札记为文之法[81]，创作出《读史拾沈》、《樵隐昔寱》、《霞外攟屑》等以札记为主的心血之著。谢国桢就感叹其著作“搜讨之富，如入宝山”、“广搜遗闻，茫无边际”[82]。平氏如此扎实的学风，如此广博的学问，影响着他对古文的认识。

第一，其谨严的学风使其论古文不能同意独抒性灵，而强调字字有本。平氏潜心古学，无征不信，与众多清代学者一样最忌晚明空疏学风。投射到古文创作上，平氏极反对竟陵派、性灵派的论调，而认为“古文一字不轻易下”[83]才是正道。正如平氏所说，“学已成家，发为文辞自无无本之言”[84]，平氏强调古文家学养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求真”、“不妄作”的认同。而平氏长期从事考据的学术经历，让他相信古文创作也可以这样水到自然渠成。所谓“博极万卷然后深”，才是平氏赞同的文章之道和为文境界[85]。而这都与其学术好尚关系密切。

第二，其扎实的学识使其论古文能明察源流，也因此更重视古法。平氏读书极博且细，也因此更能发现古文作品与古书文本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平氏既能发现柳、欧、苏等大家句法学先秦经典处，又能发现后世作者与八家及经史等文本之间的勾连处。这种敏锐的洞察力源于他对古书的熟稔。当平氏阅读经典古文文本而触目皆是“有本之言”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古文有“法”而通过“学”是可以大大提高古文创作水平的。

第三，平步青的史学眼光使其对传状文中的至情之作很是推重。与平氏对“法”的再三致意相比，其很少论及古文作品中的“情”。但在对传状文这一文体的批评中，他强调富有真情的作品是“不可磨灭”的。全祖望是平氏最服膺的文家之一，他曾为许多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作传，“欲存其人之性情面目”。平氏认为“其行文顿挫激昂，自有不可磨灭、不可遏抑之气”，极为钦慕[86]。顾寿祯(1836-1893)并非名家，而其《周列士传》被平氏目为“命意高奇，沈痛不可磨灭”的悲愤侘傺之作[87]。又如清末儒将李元度对平生雅故死绥者撰写别传，平氏认为这些传“感悼喟叹”之作足“令读者作其忠义之气”[88]。从中可以看出，平氏眼中至情的基础在于存真，记录言行的传状文因此不可磨灭并感动后人。喜爱存真至情的传状之文，这与平氏好钩沉人物、考索掌故的史学眼光相统一。

第四，平步青的史学、文献学素养也使他树立了一些为文底线，比如“小说不可用”。小说从传统意义上属于小道，在清代仍往往被排除于四部之外。平氏作为求真的史家和自觉尊崇传统目录学的文献学家，也将小说拒于古文可法的文本之外。对于王思任（1575-1646）、袁宏道等人认为小说家也可法的论调，平氏坚决反对，并说：“古文写生逼肖处最易涉小说家数，宜深避之[89]。”平氏实际承认了小说的叙事生动，但仍坚决将“非正史所有”的小说家语排出“可学”的广阔范围之外，这与其学术身份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平步青作为一位学者，却少有门户之见，其兼容并包的学术视野与尊重多元的古文批评视野相统一。平步青在众多清代官员与学者中，实属异类。在担任江西督粮道并兼布政使之职的时候，年方不惑的平氏辞官回乡。“甚矣外官非读书者所宜为也[90]”，摆脱官场的平氏从此过上了读书、校书、写书的单一生活。平氏考史之外，又爱校书，“于群书讹文脱字、援引乖舛，辄刺取它籍，勘误纠谬，一书有斠至数年未已者”。“盛暑汗浃竟体，天寒皲瘃，不以为病”，面对妻子“空费日力，胡不自著书而耘人田为”的调侃，平氏笑而不答，怡然自乐[91]。他前后校过《越中园亭记》、《陶庵梦忆》、《南雷文约》、《鲒埼亭集》、《朱笥河文集》、《湖海文传》等书，并曾以《群书斠识》集结行世。在平氏眼中，这种繁琐而劳多功少的校书活动，恰是一种体会前辈文人学者苦心，并将之传之后世的工作。从其长期校书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平氏的学术好尚很广。其实，平氏对汉学、理学、史学等各脉只要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抱有极大敬意。面对乾嘉汉学家，平氏推崇钱大昕（1728-1804）、戴震、朱筠、纪昀（1724-1805）等国手。面对朱子信徒，平氏称陆陇其（1630-1692）“有德者必有言[92]”、称汤斌大儒气象“为昭代冠”[93]。甚至对心学家的学问，平氏也不全盘否定，认为陆九渊（1139-1193）并非空疏无学者流，而是值得敬佩的读书前辈[94]。此外，平氏虽反对桐城派的庸浅，但绝不贬低姚鼐的个人水平；虽反对吴省兰（？—1810）的为人，但又认为“其人可置不论，文則不相掩云[95]”。以上都说明，平氏虽属于浙东一脉，但平氏并不挟持门户之见。而如果分析平氏强调“学”对古文的作用、取法于四部等批评观点，平氏与阳湖派似相合更多。阳湖派的重要代表恽敬就是平氏服膺的大家作手。而恽敬倡导百家、破除拘执，在汉宋分途之际采取“不主常故”的立场，体现了学术上的自立[96]。这正与平氏尊重多元、不存偏见的格局相通。作为一位溺苦于学甚至长期不问他事的学者，其不与纷争的立场和兼容并包的态度影响着平氏的古文批评。

第一，没有门户之见的广博学术视野让平步青在强调文家学养的时候，认为四部之学皆可以学。文论家多有强调“学”的重要性，但如平氏取法之广，将经、史、子、集的学养都与古文创作勾连者并不十分多见。“义法自在天壤之间，但得力不同”，这种类似于殊途同归、而对各法皆抱有敬意的古文创作态度，与其学术认识一脉相承。

第二，广博的视野使平步青强调古文创作的多样性、创新性，反对一体独尊。平氏既不置身于党同伐异的学术争端，也无拔戟自成一队的学术理想，几乎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他面对古文文家时，多客观持平之论，甚至是敬畏之论。尽管平步青一再强调古文不易，但在批评实践中他对清代一个个文家毫不吝称许敬佩之语。只要是文成一家、文有心得的前辈同仁，平氏都予以肯定。这种古文批评时的开放心态和尊重多元、呼吁文风代起的古文观念，都是相对纯粹的学者身份的显著表现。

第三，史传情怀加上兼容并包的格局使平步青的文学批评辐射很广。史传传统有着悠久历史，史家将人物书于竹帛、传之后世对其人意义重大。太史公就曾喟叹：“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97]”平氏也有类似的史传情怀，正如其感叹“竭一生心力于文字，而江河不废万古者，一代有几人哉[98]”，其遂将留存文家著述面貌视作一项事业。而无门户之见、兼容并包的格局，使平氏在《文棷》、《文筑》二书中批评了很多文学地位不显、甚至并非十分出色的文家。《文棷》序中说“惟此数百家之文，颇有世人尟见之作”[99]，即是平氏对批评辐射之广的一种夫子自道。

通观平步青留下的古文批评材料，处处体现出学术、学养与古文观念相交织、相渗透的特点。在学术一路上，平步青几乎贯穿一生的读书、校书、考据培养起的学术思考方式影响着他一字不可轻下、为文须学古法的创作观念。而他好博览、无偏见的学术旨趣也促成了四部之学皆可取法、皆能有益于古文的文法观和崇尚多元、文风代起的文学史观。在古文一路上，平步青自少年培植起的兴趣使他不能像戴震等学者将辞章视作卑贱的小道，而是将古文也作为一种真正的学问进行思考，并把自己的学术体验带入古文创作与批评。此外，平氏既与学坛保持距离，又身在文坛之外，而使他的学术思维与古文批评得以更加自由地交织，也使他的古文批评更具客观性和典型性。

平步青的古文批评是其学术爱好和古文爱好相交织渗透而成的产物。其批评实践在留下富有启发的批评观点外，又形成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积累。第一，他的古文批评因具有史家风格和宽广的辐射面而保留了许多今已湮没的文学掌故及文家事迹。第二，他的古文批评因重视取法而揭示出一些前人未见的创作源流。第三，他在对古文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对古文中的一些用语及格式进行了考索。平氏的这些古文研究成果都足以为今日古文研究者所利用。而平氏古文批评理念与实践活动之间的互动、平氏学者身份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关系，也都应该得到学界更多的重视与开掘。

（本论文得到郭英德老师指导，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