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的风流 ——关于乾隆五十七年的兰亭修禊之会

刻意的风流

——关于乾隆五十七年的兰亭修禊之会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讨论发生于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兰亭雅集事件，就该事件的相关情况，如人员的参加、性质以及相关后续画卷、题跋的分析，来重新窥视该活动的本质与原貌，考察在被画卷和诗文不断强化后的雅集事件，同时对于风会主持人李亨特，参与活动的袁枚、钱泳等以及参与题跋的诸文人的史料做了勾勒。

关键词：兰亭之会、李亨特、袁枚、题咏、营造、强化

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友人的兰亭雅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人集会，不管从雅集的形式还是成果来看，都引发了千百年来文人雅士的关注，并不断的有追仿之举。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兰亭书法活动，主办者邀请书坛名家汇聚一堂，也正是这种流风的延续。1983年的兰亭雅集中，当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对新时期的这一活动高度赞扬，欣然称“来自十九省市男女书家凡二百人，永和无此盛世”。[①]之后，绍兴市政府更是将每年旧历三月初三确立为绍兴市的一个重要文化活动，由绍兴市人大确认，设立专门的节庆活动，即书法节。

其实，立足兰亭，雅集一时文人墨客，一直以来都是官方与民间的自发行为。根据绍兴学者佘德余先生的统计“自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以王羲之为首创举盛大的兰亭修禊活动以来，至民国二年(1913)的1550年时间里，从留存的诗作中推考，前后共举行过的雅集活动有45次之多；其中南朝宋、梁时期曾各有1次修禊活动，唐代有4次，北宋2次，南宋4次，元代6次，明代7次，清代18次，民国1次。而清代乾隆ー朝就举办过6次禊饮活动，占全清的三分之ー，占禊饮史的四分之ー，可谓是盛况空前绝后”，[②]足见雅集之风历代不辍。佘德余先生对于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6次雅集于兰亭的事件作了简单介绍，并就其社会背景做了较为宏观概念性的论述。其中，发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的雅集事件一直引发笔者的关注，为了不掠其美，先将佘德余先生对该次雅集的记叙引述于下，好在其文不长，得以全部录入：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上巳日，时任绍兴知府的李亨特携众于兰亭修禊，亲自作序曰：‘壬子春，予承乏绍兴，既与都人士习时，方辑志乘，诸君子惠然肯顾。袁简斋太史年近八十，不远千里而来焉。’[③]  ……窃与同会诸君子有厚幸焉。因倩工画者绘为图，且自为叙。’徐嵩作后序，姚兴洁作《续兰亭禊饮会记》云：‘与会者二十有ー’ ……”

这次雅集与一般的兰亭雅集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就整体来看，这次雅集即非诗会也非书会，他的本质是什么？其关键恐怕就在绍兴知府李亨特所说的“方辑志乘”一语之中，雅集之事的后续发酵，应该是在这一基本的原点上生发构建而来。所谓基本，就是这个雅集或许还不仅仅是受到这一个方面的触发而生成，他同时也受到了其他的因素影响，最终变成一个看似完美的雅集活动。

关于“方辑志乘”

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的这次雅集，正如佘文所指出的一样，他是由时任绍兴知府李亨特“携众”的一个集体活动。李亨特（？—1815），字晓园，李氏一家自李宏、李奉翰、李亨特三代皆以河事知。关于李亨特的记录，《清史稿》只从嘉庆初年开始，于绍兴任上无所叙述。[④]实际上李亨特在绍兴任上的时间不长，但成绩斐然，其于城市、水利、河道、文化、教育、风俗诸多方面皆影响深远。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李亨特出绍兴知府， “甫下车，见学宫颓敝，即倡议重建，殿宇庑舍，俱焕然一新。”[⑤]于绍兴文化尤多用心，乃有“风雅太守”之誉，试列事迹如下：[⑥]

乾隆五十五年（1790），李亨特寻访《会稽山刻石》。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钱泳应李亨特聘，来越参修《绍兴府志》。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三日，李亨特携子与袁枚、平恕、钱泳等二十一人在兰亭作修禊之会。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李亨特命刻朱珪撰、梁同书书《王文成公墓表》（朱撰、梁书已在五年前完成）。

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李亨特命钱泳双钩申屠本会稽山刻石上石重刻，李亨特与翁方纲、阮元、陈焯等题跋。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据孙退谷、黄小松、钱泳所藏《熹平石经》重刻立于蓬莱阁，有陈栻、钱泳跋。六月，李亨特跋。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由李亨特、平恕、徐嵩所修《绍兴府志》八十卷，又卷首一卷，本年刻成。

乾隆五十七年（1792），李亨特命钱泳书《清白堂记》，刻碑立于堂上。

此外，李亨特还做了不少事情，其中在擅长的河道治理方面也一展身手，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具赘述。按照以上的罗列，不难看出，李亨特的文化事业的关键是在修志。一方面修《绍兴府志》本身是一个重大大文化工程；另一方面他以此为中心，罗列了一批人才，在修志的同时，也参与到了文化建设的其他领域。而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之会，主要的参与者正是这批参与修志的文人，这符合李亨特自己所说“壬子春，予承乏绍兴，既与都人士习，时方辑志乘，诸君子惠然肯顾”。实际上这是一次知府与他的修志成员或者也可以说成是文化幕僚一起组织的修禊之会，这是人员上的框定。对此，首先要对比具体人员的真实情况，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有所记录：“郡守李晓园邀袁简斋太史、平宽夫宫詹辈二十一人，作修禊之会，余亦与焉。”[⑦]除了李亨特、袁枚、平恕、钱泳几个主要人物外，他并没有详具其他参与人员。好在此次修禊之会有一件《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⑧]，该卷绘制了本次兰亭雅集的情景，尤其是绘制了所有参与人员。按照跋文部分姚兴洁的题记，可知画中人有：袁简斋（枚）、张香岩(培)、李松巢、徐上亭、王燕山、史少冈（善达）、平宽夫(恕)、陈斗泉（栻）、何养亭、郭恕堂、阙文山（岚）、丁啸谷（健）、徐铁谷（家纶）、朱九榆（叔鸿）、侯继苏（烈）、徐阆斋（嵩）、姚兴洁、钱梅溪（泳）、张菉园及李亨特父子。

笔者复查以《绍兴府志》所具名修志者：总裁：李亨特；监修（略，为山阴、会稽、萧山、诸暨等知县）；总修：平恕、徐嵩；分修：朱叔鸿、钱泳；分校：陈渭、侯烈、徐家纶；总校：陈栻；总理：姚兴洁、史善达；收掌：俞甡、陆如松。

两相对比，足见参与修编《绍兴府志》的主要人物李亨特、平恕、徐嵩、朱叔鸿、钱泳、陈渭、侯烈、徐家纶、陈栻、姚兴洁、史善达等悉数参加了这一次兰亭之会的活动。至于丁啸谷（健）、阙文山（岚）、陈斗泉（栻）三人还同时肩负了绘制图卷的重任。其他在《府志》中未见具名者，也很有可能参与了《府志》的相关工作，当然袁枚、张香岩则明显的属于被邀请参加者。

由李亨特主持修编的《绍兴府志》就时间上来看，其实是十分紧迫的；而他主持的这次兰亭修禊之会的人员主要框定在修志的工作人员之中，其是否具有其他的考虑，是对这一群体的某种回馈或者说是否解压呢。客观来看，他们在繁重的文字工作之余，雅集兰亭，其休闲的意味更加浓烈，而诗文的雅集性质受到很大的稀释。一方面导致参加该活动的文人基本没有关于此次活动的诗词作品，[⑨]当然，这更多的是由本次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府志》的修编进程极为紧张，此时很有可能已基本完工，因为像平恕不久即要回京任职，而李亨特在本年即将要调任。按照钱泳年谱所记，他在绍兴协助李亨特修志的时间也正是本年四月间完结。故而，关于李亨特离开绍兴的时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绍兴府志》的修编进度，包括刻板刊行。目前可以看到《绍兴府志》中李亨特的序言款识是：“壬子九月，铁岭李亨特。”所以九月早些时候他还在绍兴知府任上，但是李亨特调离绍兴的时间也在本年九月，参考梁同书所题引首款式：“壬子九秋，晓园老公祖属题”，按清代官场习惯，此专指所属人员对地方长官的尊称。《清代典章制度辞典》有解：“公祖，称谓名，明代士绅称本籍地方官为‘祖公’。清代沿明之旧俗，称之为‘公祖’，具体称谓又有区别。一般称本州县之印官，称之为‘父母官’，对本籍巡抚司道及知府，则称之为‘公祖’或‘老公祖’。”[⑩]梁同书在杭州，以此称李亨特，足见他在九月的时候已处于杭州任上。也就是李亨特九月份由绍兴调任杭州，一月中经历了两个地方官职务间的转变。

以上的梳理不仅仅是对于雅集人员的勘定，同时也是对于主持风会者的关注，因为这些有利于明确雅集的范围和本质。当然在此之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与会，他也是很多人关注此次雅集的关键所在，但就本质意义上来看，他不过只是一种点缀，所以袁枚的参加应该是在人物构成上的一个特例；不过客观上确实也大大增加了本次雅集的社会影响，凸显了雅集风雅闲适的气氛。

袁枚的行程

钱泳说“郡守李晓园邀袁简斋太史、平宽夫宫詹辈二十一人，作修禊之会”，袁枚、平恕应该是出席该次活动身份较高者，钱泳在回忆时特意拈出，并把袁枚放在了第一位，也足见袁枚在文人中的影响。但按照上文对于参与人员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袁枚是一个外加参与者，他不在李亨特所说的“时方辑志乘，诸君子惠然肯顾”的群体之内，而是李亨特另外邀请的名士。袁枚的邀请客观上使得本次兰亭之会由一个修志团队的地方雅集变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文人雅集，即使没有诗文唱和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袁枚来越参加这个聚会就显得较为有意义了。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李亨特的邀请是什么层面的邀请？这里有两个情况，一个是直接从随园邀请来越，一个是袁枚路过绍兴而被邀请参加此次活动。

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二月十日，钱泳到金陵，访袁枚于小仓山房。其记曰:“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开，读画论诗者竟日。至道光二年（1822）九月，偶以事赴金陵，则楼台倾隤，秋风落叶，又是一番境界矣。”[11]钱泳两次过访小仓山房，得览老辈风流，惟叹境遇迥然。此时是第一次，即在其受聘李亨特之前数月，兰亭之会的计划恐怕两人尚未知晓，一年后袁枚、钱泳相会于绍兴，也算是一份机缘的延续。袁枚是否计划来绍兴，这似乎是一个问题。就目前资料来分析，他的目的地并不是绍兴，而应该是天台，且在本年七月的时候已经定下了行程。他在《寄奇方伯》的信札中讲到了预期的规划：“明春将约春岩廉使，重游天台。”[12]乾隆五十七年，时袁枚已经七十七岁。二月二十八日，他启程远赴天台，在出发前还写信邀约在杭州的何承燕同游。[13]进入三月，他已经到达杭州，之后过绍兴，他才与知府李亨特初相会面，并作《越溪舟中喜晤李晓园太守》七律三首。就诗而论，不过是他擅长的送往迎来之作，好在纪实性强，其中第一首尤其重要，曰：“再访天台过会稽，欣逢贤守急抠衣。停船便取金杯酌，挥麈频闻玉屑飞。八郡志书方纂辑，四方名士尽归依。（谓朗斋、斗泉诸君）尚书两代怜才惯，克继家风世所稀。（公为河督香林尚书之孙，俱以爱贤礼士称。）”[14]袁枚在诗中开篇即明确叙述了他的此次出门之目的，乃是“再访天台”，这与与之前告知友人的表述是一致的。袁枚于天台之游，其实时在念念，并非心血来潮，其弟子孙云鹤就指出：“十载天台梦，先生已重寻。”[15]他来绍兴是访天台而路过。李亨特显然知道了袁枚的行程，特意在船上相迎。袁枚说自己“急抠衣”相迎，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迎接，然后喜相晤面，“停船便取金杯酌，挥麈频闻玉屑飞”。他对于李亨特任职绍兴颇多嘉许，这也在下两首诗中有所描述，这里即拈出“贤守”一词，并对于李亨特家世“尚书两代怜才惯，克继家风世所稀”做了说明。同时，他指出“八郡志书方纂辑，四方名士尽归依”。应该是李亨特向他告知了修编《绍兴府志》的情况，进程显然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袁枚也指出作为怜惜人才的李亨特通过修编《绍兴府志》罗列了人才，并在自注中点出了徐嵩、陈栻二人，这很可能在李亨特迎接袁枚，停船把盏之时，徐、陈二人也在现场。由此看来，钱泳所说的邀请袁枚参加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应该就是在此时，而不应该是早早传雁江宁。也就是邀请袁枚参加此次兰亭之会并非原先的设定，而是巧遇袁枚访天台过绍兴，借机邀请，共作风雅。《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后有顾光旭跋，其特意点出袁枚事，也堪佐之：“永和人去不可追，展卷却覩袁子才。子才今年七十七，欲上四万八千丈之天台，道经会稽谒太守，留与群贤偕三月三日修禊事，惠风和畅来入怀。”[16]他再一次说明了袁枚访天台而路经绍兴，得到了李亨特邀约三月三日的修禊事的实情。

对于三月三日李亨特知府主持的这场兰亭之会，袁枚当场并无诗文记录，他在过境绍兴的时间里，除去上文所引《越溪舟中喜晤李晓园太守》七律三首外，只留三首：《斑竹赠潘校书兼调香岩》《答问》《徐朗斋读此时而哀之，代答一首》。之后袁枚所写绍兴诸诗，则属于游天台后返程所历，其回程在绍兴逗留时间相对从容，在同年徐垣之子徐小汀家就住了七天之久。袁枚离开绍兴继续向天台进发，也得到了李亨特的大力支持，“杜陵游兴老还浓，幸得依栖岩郑公。特遣苍头扶白发，更将书舫换乌篷。”[17]陈栻陪游天台，也应该是由绍兴开始，属于半程出发，这或许也是李亨特有意的一种安排，以便一路照顾，作为“扶白发”这样的助手。

关于袁枚属于因访天台而路经绍兴，得以让李亨特邀请与会的推测，还有另一个旁证，那就是由丁健、阙岚、陈栻三人绘制的《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由于该图的绘制比较能说明李亨特对雅集事件的精心准备，故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经营与美化

《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由丁健、阙岚、陈栻三人绘制，其分工为丁健写照，阙岚补人物、竹树，陈栻部山水。通过三人的合作，将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三日的这场兰亭修禊之会作了形象生动的的记录。绘画自然不同于摄影，是不可能在现场拍摄，况且该画卷属绘制细腻一路，人物或立、或站、或行、或坐，姿态形貌各具特色；主人李亨特携子端坐亭中，十九人依次分布于溪水两侧，袁枚与张香岩则缓缓走来，生动写实，足见绘制时在刻画、布局上都颇费了一番心思。该卷绘画本幅左下脚有丁健、阙岚、陈栻三人的题识，其中陈栻题曰：“乾隆壬子暮春，长洲陈栻补山水。是图越七旬乃成。”[18]说明了绘制该画的时间花费了“七旬”之力，即七十天，整整两月有余。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栻在表述的时候说是暮初补画山水，并已经花费了“七旬”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是否可以看成是暮春补画上山水，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也就是在三月三日这个暮春雅集的时候，绘制该卷的工作早已经展开，甚至接近尾声。由于袁枚的到来是一个新的人员加入，他并不在原来二十人的范围之内，人物已经画好，陈栻的补绘工作随后开始，重新加入袁枚的形象就显得至关重要。以袁枚的社会身份，完全应该与李亨特同在亭中主持风会，或居于人群之中以为领袖，但是原先的画面应该已经定好，最后只好将袁枚画于画卷的最右侧，由弟子陪伴倚杖而来。在举办这次兰亭之会前期把画卷画好是合理的，因为他有一个现实的意思，就是在聚会之时方便展开题咏。袁枚的到来直接导致了画卷的更改，因为出于在原先计划之外，邀请之事起于仓促。这一方面使得袁枚画像只能慢慢构思补入，另一方面给使得当时的雅集活动无法展开对该卷画作的现场题咏。同时，袁枚与弟子单独缓缓后到，应该也是不符合当时的状况。当然，作为艺术加工并无不妥。

参照钱泳的年谱来看，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以后他已经完成了在李亨特幕中的修志工作，李亨特也于四月离开绍兴返京，当袁枚游天台回来再过绍兴的时候，未与李亨特再作会面，也无诗作留存。至于丁健、阙岚、陈栻三人的绘制工作应该也尚在推进，乃至完成。三月三日的兰亭之会已经结束，但是画卷已成，成为了延续当日风雅，并得以不断发酵的凭借。这里不仅仅是通过画卷本身对于故事的描述和渲染，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和其他文人的题咏来不断强化和升华本次兰亭修禊事件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可见画卷引首为梁同书所题“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后纸有李亨特、姚兴洁、袁枚、桂庆、徐嵩、平恕、顾光旭、阿林保、周苏、钱伯、祝云栋、韩鼎晋、黄易、李廷敬、钱开仕、顾礼琥、吴锡麒、桂馥、钱维乔、史致光、赵翼、沈荣锦、沈维城、许惇、汪承、王子音、张问陶、陈广宁、方保升、徐国楠、熊方受、邵东华等诸家题诗，时间跨度极大，从乾隆壬子（1792）到嘉庆壬申（1812）年。并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该卷绘画的题咏，都是为“晓园”李亨特所题，不仅仅是说该卷为李亨特的所有物，也是他请题，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题咏者对于李亨特在这一雅集中意义价值的拔高，多属套话和溢美之词。由于图版较小，题跋文字无法看清，又多空洞无物，不能全面罗列，这里只将题跋按前后顺序制一表格，并尽量标出题咏时间、地点等信息，再稍予讨论，以窥诸家题咏之一斑。

      从以上题咏的人员来看，有一部分确为当世之名士，而这些名士中有相当部分还属于李亨特治理区域内的人员，如梁同书、平恕、吴锡麒、周苏等，他们或称其为“老公祖”或自署为“治下”；另一部分虽然也是文人，但在身份上则属于李亨特的学生、晚辈、幕僚、属员，如沈维城、陈广宁、邵东华等。

从各题咏时间来看，自乾隆五十七年该画卷绘制完成以后，诸人的题咏活动即陆续开始，时间前后赓续二十年之久。嘉庆十七年（1812），也就是是李亨特离世的前两年，彼时尚在河道任上，但官运不济，开始迅速走向没落，最后发配黑龙江效力，于嘉庆二十年（1815）卒於戍所。在李亨特离开绍兴之后的宦游岁月中，这卷画卷可能是他始终相伴的物件。诸家的题跋全部都附有上款，即出于为“晓园”这位当年的会稽太守所题。他也以为荣焉，在其序文款识后所钤诸印，也说明他对于这一经历的钟情，其印四方，曰：“铁岭”“亨特私印”“兰亭长”“会稽太守章”，前两方是籍贯与名，后两方是他在绍兴的职务和自封（“兰亭长”）。他之后仕途沉浮，劳于任事，不复绍兴任上的文雅。相比之下，这卷《续兰亭修禊图》或许是他后半生最大的慰藉。诸家的题咏实际上就是李亨特随着自身行迹的转变而展开的请题活动，这也使得诸家的主题极为集中成为必然。而在乾隆、嘉庆年间，持画者以绘有与自己相关的绘画作品向名人、师友不断请题的事例甚多，可以说是一股时代风潮。稍加翻阅，一般文人诗集中都不乏此类的应酬文字，在《续兰亭修禊图》之后所作题咏的各家也多具类似的诗作。笔者曾经在关注同时期嘉兴书画家陈莲汀时发现，他就将友人绘制自己的《载书访友图》携带在侧，展开交友和请题活动，其情景、本质与李亨特的请题活动是一致的。[19]

不得不再说明，这些题咏内容有着较多重复。关于这一点，袁枚书写好题咏之后，又有致李亨特信札一件，在信中其实就已经点出：“枚本拟撰记一篇，因卷首诸公已有佳作，未便重复，以故终止。”[20]袁枚所说的序文重复问题实指姚、李两序。其实稍加研读，之后的题咏重复更多，其主题不外写李亨特风雅而贤，也偶有写袁枚参与其会的风雅。前者尤显老生常谈，多空洞无物，时见套话者。从某种角度来看，诸家的题咏本质上正是李亨特所给予的命题作业，他是带有某种直接的期许，题写者自然不好随意离题。

笔者查阅了部分留有诗文集的作者，一一检阅其诗文集，有不少并未将所作诗文收入其间。或许在这些作者看来，自己所作的题咏恐怕是并不满意的应酬之作。当然，反过来看，这些诗作也可以补充诸题咏者诗文集的缺失，扩展对于其行迹、交往的了解。

赘语

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三日，这场由时任绍兴知府李亨特主持的兰亭修禊之会，是否是一个文人的风雅之会，这是值得推敲的。因为李亨特对于此次活动本身是有预设的，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发酵了本次活动的原貌。

李亨特在准备前期其实已经确定了参与的人员并开始绘制画卷，营造一种雅集的场景。之后由于袁枚的参加更提升了本次活动的文化气氛，关于这一点在之后不少人的题咏中主要围绕袁枚展开描述可以看出，李亨特、姚兴洁在序文中也刻意点出，足见袁枚在文化氛围的营造上为之又进一步。诚如钱泳所叙，李亨特还将本次活动载入《绍兴府志》，使之成为绍兴历史上的一件文化事件。该兰亭之会到底进行了什么活动，除去姚兴洁对于画面人物的介绍，本质上并没有对于活动的记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又失之阙如的雅集，并无实质的举措、流程、事情可知，所谓的修禊是空乏无依的，不过选择了三月三日的时间节点来展开。李亨特只是通过画卷，然后之后又随着自己足迹所历，遍求名家、文人题咏，赓续不绝，不断强化“续兰亭修禊”之“续”这一主题。

不难发现，他的种种行为很难说明是一个纯粹文人的雅乐，他其实仅仅是一个以李亨特为首的修志人员为主的兰亭之游，在当时并无诗文唱和之作，那么他的兰亭修禊或许只是人员聚集的单纯之娱，要发展为“雅”的层面还需要通过人员和文字的支撑，而这些的发展先是依托了袁枚等人的参与，之后是依靠事后的图卷和题咏来完成。这就是一件具有明显经营痕迹的活动——这个活动并不是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的三月三日，而是开始于图卷的绘制，发展于诸家题咏的不断累积。在此期间，李亨特风雅太守的形象则逐渐变得更加饱满和牢固了。

[①]见沙孟海先生1983年现场所书“一日千载”题识，该作品为横幅，沙先生现场书写三次，前两次皆撕去。后回杭州复有书之，为直幅，今作品存沙孟海书学院。

[②]佘德余《清乾隆时期绍兴密集的兰亭雅集活动》，该文刊发于绍兴文化馆主办的内刊《青藤》（2018年）及柯桥史志办内刊《越地春秋》（2019年第2期）。

[③]佘德余《清乾隆时期绍兴密集的兰亭雅集活动》，关于此文的立论和阐述并非完全在于兰亭雅集的主题讨论，而是由通过罗列清代六次的兰亭雅集来印证或者说解说绍兴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状态，缺少对于雅集具体的分析和关照。

[④]李宏、李奉翰、李亨特祖孙三人《清史稿》皆有传（卷325），其论李亨特“入赀授布政司理问，发河东委用，补兖州通判。”应该是他享受了祖父八品世袭而步入官场（父李奉翰赐骑都尉世袭已是乾隆四十九年后事），之后《清史稿》的记录直接从嘉庆元年李亨特佐平苗、倮，而出按察使始论及。故未及绍兴任上事。

[⑤]《绍兴市志》卷44人物“李亨特”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01页。

[⑥]据钱泳《履园丛话》、胡源、褚逢春《梅溪先生年谱》、《绍兴市志》、王志刚、谢权熠《清绍兴书法编年（简表）》（待刊发）等。

[⑦]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486页。钱泳在回忆这次兰亭之会的时间上有误，郑幸《袁枚年谱新编》有考辩。

[⑧]该作见2010年嘉德春拍，编号1964。佘德余先生所引李亨特序言亦见于该卷后。

[⑨]关于该问题，朱则杰、卢高媛《<履园丛话>“兰亭”条与李亨特“续兰亭修禊”考论》中就提出这一疑问，很多当事人只是事后对于该画卷的题咏，这实际上和之后其他诗人的题咏没有本质区别。故该此活动严格意义上他并非诗会，未出现唱和的原因，该文归结为李亨特的“谦让”。载《浙江学刊》2015年第5期。

[⑩]见《清代典章制度辞典》“公祖”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03页。

[11]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521页。

[12]袁枚《小仓山芳尺牘》卷八《寄奇方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第215页。

[13]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四《二月二十八日出门，重游天台》，嘉庆刻本。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乾隆五十七年记录：“二月二十八日，出发重游天台。时邀得陈栻、何承薰等同行”云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10月第1版第571页。陈栻时在李亨特幕，邀约同游，应该是在三月到绍兴雅集之后。《墨林今话》所以才说：“钱塘袁太史赏其诗画，尝与同游天台，累月而返”云云。至于何承燕也未有同游，春日早先他收到袁枚邀约，但因事未能成行，只在杭州做了会晤。何氏《春巢诗抄》有《余适有事禾中，不获同往天台，感赋一律》可堪印证。

[1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四《越溪舟中喜晤李晓园太守》，嘉庆刻本。

[15]《随园女弟子诗选》卷三《随园先生再游天台，归招集湖楼送别，分韵得“临”字》，载王英志主编《随园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16]顾光旭跋《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见2010年嘉德春拍，《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编号1964。

[17]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四《越溪舟中喜晤李晓园太守》（此为其三首七律之第二首），嘉庆刻本。

[18]关于下文凡引用《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中诸题记、跋文、题咏等不再注明，皆见2010年嘉德春拍，《会稽太守续兰亭修禊图》，编号1964。

[19]谢权熠《说及陈莲汀》，“嘉兴书法学书研讨会”交流论文，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办，2015年。

[20]欧金林主编《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册五）岳麓书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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