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周氏族人亲友著述1及绍兴鲁迅故居建筑规模的影响,学界多强调周家曾是绍兴的巨姓望族、读书世家,虽因太平天国运动、族人不事生计等原因家道式微,但大族世家的遗风尚存。这种对鲁迅家世的习惯性描述,因脱嵌于明清绍兴社会历史语境,与史实已有相当距离,遑论以之为据,推测家族因素对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心理的影响所产生的偏差。2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地方文献,重建明清绍兴社会历史现场,考辨鲁迅家世的历史本相,以期为重识鲁迅思想起点提供史实支撑。

一、 “大大族”与“小康”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族成为地方社会的巨姓望族,必须在先世事功、经济实力、学衔品秩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至少要具备其一。考察鲁迅家族在明清绍兴社会中的地位,须从这三个主要方面入手,进行史料辨析,接近史实本相。

关于先世事功方面,周以均在《越城周氏支谱》(以下简称“《支谱》”)中说:“余家本姬姓文王之后,子孙以国为氏,世居汝南,代有伟士。传至有宋而有濂溪公,缵承道学,为世巨儒。厥后蔓延天下,无处无之。但世次久远,支派莫得其详。”3周氏族人的灯笼上标识“汝南周”,即源于此。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浙江乡试朱卷》称“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鲁迅丁酉年(1897)购买正谊堂本《周濂溪集》,庚子年(1901)写《莲蓬诗》“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即有致敬先祖的意味。周作人早年所作日记诗文,不仅署名“汝南介孙氏”、“汝南驹隙生”、“溓溪甲申生”、“汝南甲申生”、“汝南星杓氏”,而且更进一步署名“汉真将军后裔”,与汉代名将周亚夫扯上了关系。但如果对祖孙三人的行为作一历时性考察的话,则发现:周福清现存手稿、文字、印章署名“介孚”“周福清”“会稽周福清”等,大概仅科举考试时才自称为周敦颐后人;周氏兄弟成年以后,极少提及自己与汝南周氏、周敦颐、周亚夫的关系。可见,周福清攀扯名人只是为了考试履历好看,周氏兄弟攀扯望族则属于少不更事的孟浪之举。后来周作人自己就对这种攀附名人心理有所反省和批评:

会稽姓周的大族很不少,但和我们都是同姓不宗。他们家谱上的世系从南北宋列记下来,有的可以上达汉唐,有五六十代之多,我们的便不行,从始迁祖算起到我们这一辈才有十四代,以三十年一代计算,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一般家谱的办法,始迁虽是晚近或微末,却可以去别找一个阔的始祖来,最普通的是拉住那做过《爱莲说》的周茂叔,喜欢往上爬的还可以硬说是周公之后,大家弄惯了也不以为可笑,但是我们的家谱上不曾采用此法,干脆说逸斋公以前不可考。

既然名声显赫的祖先查无实据,那么只好从周氏始迁祖起考察其家世流变,及其经济实力在明清绍兴社会的位置。周福清在《恒训》中说: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

这应该是影响学界对鲁迅家世叙述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值得重返明清绍兴社会的历史语境,考辨“大大族”与“小康”的本相。

《支谱・谱例》云:“吾周氏自始迁祖逸斋公于明正德间徙居越城竹园桥,而字讳生卒不详,宗支世系亦无可考。” 一世逸斋公即鱼化桥周氏6始祖,能进城、住台门即意味着家道殷实,已脱离农业体力劳动,与“耕”的联系可能仅限于收租和院中种菜自娱。此后人丁兴旺,一再分家迁居。五世述先公迁居清道桥东首安桥河沿。《支谱》说他“家无余赀,尤好施予,遇岁饥,尝出粟活人,虽自食饘粥亦澹如也”7。述先公有七子,其第二子周煌(即韫山公)为举人,第三子懋俊被举为乡大宾,余者五人为捐职国子监生,人丁兴旺而能读书,荒年歉收而能助人,说明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六世韫山公迁居偏门外跨湖桥,又生七子。其第五子乐庵公又徙至福彭桥,购置老台门定居,创办“尊德”“崇德”当铺,是为福彭桥周氏始祖。周福清所说“大大族”时,即乾隆、嘉庆年间六世韫山公、七世乐庵公时,彼时鱼化桥周氏近四十个房族,共拥有当铺十余所,田万余亩。

明清两代,绍兴府除官田(公田)外,民田(私田)多为封建地主所占有,长期维持着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

清嘉庆、道光年间,嵊县竹溪乡财主钱万祥(1789-1879)……利用荒歉战乱,兼并山水田地1万余亩,其中水田近5000亩;十里竹山一直延伸到诸暨境内,并开设纸竹房13处;道光年间(1821-1850),嵊县长乐镇钱炳旺,利用手中囤粮,在荒年以每亩300斤稻谷的地价,兼并农民土地1.2万多亩。其时,诸暨县佃农以禽兽比喻地主,有‘四只象’(占地万亩以上)、‘八头牛’(占地5000亩以上),‘三十六只累灰狗’(占地1000亩以上),‘七十二只陈阉鸡’(占地500亩以上)之说。8

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绍兴“八大士绅为陈、赵、袁、杜、徐、李、吴、田” 9,钱万祥、钱炳旺等人未能跻身此列,遑论鱼化桥周氏。或有人以“门当户对”为由,引述七世周渶迎娶酒务桥史善庆(貤赠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云贵总督)长女,论证周家已经进入大族之列。实则只需稍作考察,即见真相:史善庆的貤赠官职缘于其子史致光;史致光早年为拔贡生,充汤溪县教谕,直到乾隆丁未年(1787)考中状元,仕途才逐渐发达,而史善庆长女卒于乾隆己亥(1779年),可见周、史两家订婚时,史氏尚未进入绍兴大族巨宦之列。周渶确有不俗的经济实力,但又因他间接地造成鱼化桥周氏的衰落。鲁迅的高祖周珄曾如此讲述:

我 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10

此即上文周福清在《恒训》中所言的鱼化桥周家“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周福清的高祖,即福彭桥周氏始祖乐庵公的独子周渭,字熊占,故人称熊占公,属周氏第八世。“高祖派下”,自然是周渭以下的福彭桥周氏(以下无特殊说明,“周氏”“周氏家族”等均指福彭桥周氏)。那么福彭桥周氏的“小康”又如何呢?

《支谱》中说,周渭“生而孝友,比长端谨,多智略,能以材力起其家。初,乐庵公家仅小康,每岁足自给外,囊无多金。公积赀,扩先绪,置典库,亲司出纳,不十数年而家大起”11,购买房产,建造新台门、过桥台门,为周氏家族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周渭以下,人丁兴旺,九世分致、中、和三房。致房下分智、仁、勇三房,智房下又分兴、立、诚三房,鲁迅的曾祖周以埏即兴房始祖;仁房又分礼、义、信三房,后来扶助周氏兄弟赴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周庆藩即出自义房。中房下分忠、恕两房,忠房下又分慎、裕两房。勇房、和房在十一世人丁单传,未再分房。福彭桥周家分居时,按照小房守老的原则,和房、勇房、恕房住老台门,智房、仁房住新台门,中房住过桥台门。九世周宗翰(即佩兰公,致房始祖)继承祖业,一生从事典当生意。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分书》表明,致房拥有679亩田、佩公祭田140亩、读书田20亩,而福彭桥周氏共有田产可能达到2759余亩,且“尊德”“崇德”两爿典当依然存在。12至十世忠房周其琛开设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利润丰厚,家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房族因居住环境的熏陶,形成了不同的谋生之道和精神气质。乐庵公最初在清道桥安桥侧河沿开设“尊德”典当,后来又在老台门开设“崇德”当铺。于是老台门的和房、勇房、恕房继承了商业传统,精于算计,投资利润低、风险小的田产(主要为和房)、典当(主要为勇房)行业。“他们一般都是吃商业饭的,而且大多数是当朝俸,他们的人生观是‘关门吃饭’,‘外婆家火着,只要我妈在家里,管它做啥’。他们都奉行这种格言的”13,对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度较少。家族的大书房设在新台门,居住于此的智房、仁房多以继书香为业,生计方面仅留适当田产收租,保持稳定收入,又在其他两个台门的产业中入股分红,风险适中,具有清高自持、过于理想的特点。像十世周莹一生斤斤于制艺,参加八科乡试未能进取,赍志而没,即是典型。过桥台门的族人既不像新台门族人那样苦读诗书、不事生计,又不像老台门族人那样一心经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砥行修名、黜浮求实、热心公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周其琛一方面经营会亨钱庄、宝来饰店,一方面关心社会,致力公益事业。“道光庚子,海氛偪姚江,钦差扬威将军统师入援,闾阎骚扰,民不能安。时杜稼轩姻长襄办筹防,为大帅所倚重。王父(即周其琛)首请严军令、明纪律,闾里赖之。又思兵粮支绌,倡捐朱提三十流。兵辍,得叙盐运司知事衔”,“有生子不能举者,则捐金使人乳哺之;岁寒,备衣襦与邻里贫寡;疫作,购良药以施”。14后来周其琛的儿子周以均、周以增,孙子周锡祺、周锡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实乃家风使然。

族人周冠五对福彭桥周氏鼎盛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如下描述:

福彭桥周氏自七世祖乐庵公迁居福彭桥起至十一世这一阶段,大概有百余年的时间,为福彭桥周氏的黄金时代。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所巨宅外,从福彭桥至都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彭桥南堍和过桥台门栉比之处造有别墅名之曰:小过桥台门。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至于田地,则南门外、偏门外几乎都为周氏所有。根据上代的传说,每届收租的时候,周氏租船未经开出以前,各姓租船都在犹豫观望,必定要等周氏租船开出和佃农议完租水以后,各姓租船方才开出。15

房屋、田产状况多有实据,议租之事得自传说,虽不能完全视为信史,至少说明周氏家族在都昌坊一带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不宜过高估计。

或有人依据现存绍兴鲁迅故居,评估周氏家族在清代绍兴社会的经济地位。但这需要对绍兴鲁迅故居状况作历时性的考察,并选择合理的参照系,才具有说服力。就周家三台门而言,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是老台门,五开间四进,规范豪华,有大户人家的气象,但这并非是周家一己之力修建的结果。1861年,太平军攻占绍兴府城,宁王周文嘉以老台门为王府,“拓地造花园,辇石垒山,人牛喘汉……购花木,通泉沼”16。解放后,政府出资修缮,老台门方有今日的景象。周家新台门除橘子屋、百草园外,均被朱阆仙改建过,解放后又经政府颇有力度的翻修,高大壮丽与绍兴现存的其他台门形成明显反差,已非当年旧观。从新台门整体看,前后六进,规模很大,但后面的建筑并不规范。百草园内,菜畦、瓦屑堆、废地、粪缸、毛坑杂陈,缺少大族居所的气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周氏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品味。就参考系的选取而言,“绍兴城里五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零”中的台门大多已经消失;房屋建造多受地形、家庭人口限制;现存台门主人的阶层属性、修缮状况,均影响着参考系的合理性。其实,我们无须将百草园和绍兴富商赵焯、赵鏏父子修建“省园”对比,无须和小皋埠秦秋伊在当台门修建的“娱园”对比,甚至也无须和皇甫庄旗杆台门中假山叠翠、树木掩映的花园相比17。单是周氏西邻梁家大台门中百十竿淡竹的竹园,即非略显寒伧的百草园所可比拟,令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非常羡慕18。尽管鲁迅故居建筑具有一定规模,但与现存的李家台门(原为四进)、探花台门(原为五进)、杜家台门(五进)、皇甫庄旗杆台门(六进)的建筑面积、气势相比,也未能名列前茅,更不要说像吕府十三厅、伯府第等那些巨宦的宅邸了。

其实,绍兴府城的“大户人家每家都不只一个台门,像先前的‘陈、赵、袁、杜’,以后的‘徐、李、胡、田’,最后的‘徐、鲍、张、王、平、陈、许、姜’等等,都是有两个三个或四五个台门”19,在绍兴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此处“先前”、“ 以后”、“最后”大致对应乾嘉道、咸同光、清末民初三个时期。像会稽东浦村杜氏,经十一世济之公努力经营产业而家大起,又在康熙年间设计全歼温州、台州一带的山寇,得到官方赏赐而成为巨富。道光庚子年英军犯绍,十三世杜煦首捐钱三千缗,其子杜宝辰率领乡绅设筹备局,练兵修城,广募防堵,操持三载,两逐英军间谍,英军遂知绍兴有备而未犯绍兴,扬威将军奕经登门拜访杜稼轩三天,咨询御敌对策,并嘱其主持经略绍兴军事。20像徐氏在太平军犯绍期间与李、胡、田等三大家族输捐巨资平乱。徐树兰因此以举人资格被授兵部郎中,后改候选知府,旋因母病归乡。徐树兰一生致力地方公益事业,创设豫仓、救疫局、清节堂,捐资筑三江至斗门一带里塘一万丈,建言“以工代赈”大兴水利,总办平粜拯救万余饥民。1896年又与罗振玉等在上海组织农学会、创办《农学报》,在昆山新阳一带购地百亩用于推广试验各国果木良种……尤令人瞩目的是徐树兰1897年捐洋银1000元(后增至4000元)仿照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创办绍郡中西学堂,为绍兴新式教育之嚆矢;1900年又出资32900余两白银,捐7万余卷藏书(有人参考嘉业堂藏书楼的购书价格,估计折合白银3万余两),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21相比之下,1918年周氏家族《绝卖屋契》上整座周家新台门估价洋6200元整。《越城周氏支谱》中,周氏族人也是多以劝捐办赈、监造工程的身份出现,至于捐资数量则鲜有记录。此外,绍兴酱园业、绸庄业、典当业、茶业、盐业等发达,世代经商者甚多,富裕者不在少数。在都昌坊,鲁迅“曾祖母的娘家——戴家台门离老台门只有四五家门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22,梁家大台门、寿家台门虽不及周家台门,但都有一定规模。因此,周家以其资产状况属于绍兴社会的中产阶级应无异议,未能跻身绍兴大族之列也是不争的事实。周福清自称“小康之家”绝非谦辞。

传统中国社会尤重流品,职业亦有高下清浊之分。一个家族成为社会大族,不仅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还需要通过获取学衔品秩,得到绅士地位及其特权,参与社会事务。绅士有正途、异途之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绅士被视为正途,以捐纳成为绅士被视为异途。绅士又有上层、下层之分:上层绅士指正途出身的官吏、进士、举人、贡生(包含各类贡生)和异途出身的官吏;下层绅士指生员(包括各类生员)和异途出身的监生、例贡生,且上层绅士在入仕、行使社会职责、婚丧祭祀仪式乃至日常衣冠穿着等方面,均和下层绅士有着明显区别。23依清制,平民可捐贡监、封典、职衔,“捐事户部捐纳房主之,收捐或由外省,或由部库,或省、部均得报捐。咸丰后,并由京铜局。凡报捐者曰官生,部予以据,曰执照。贡监并给国子监照”。24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中凡标注“捐职”、“国子监生”而未进过学的族人均属异途出身。周作人就曾向绍兴鲁迅纪念馆捐献过曾祖周以埏的户部执照及监照。“诰封”是朝廷对官员及其先代、妻室援予爵位或称号,“诰赠”“貤赠”“覃恩貤赠”则基本上是因后人为官而得的封诰。如此考察以后,太平军入绍以前,福彭桥周氏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仅周以均一人。

周以均于道光十年(1830)浙江乡试高中经魁,之后参加三次会试不中,遂潜心力行,不求仕进,道光十九年起在里门授徒。因乡试同年、道光庚子年(1840)进士、地方名绅沈元泰的提携,周以均得以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对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起到关键作用。道光二十八年,应绍兴知府王德宽延邀,分修《会稽邑志》;二十九年,绍兴水灾,参与劝捐办赈,疏江筑塘。咸丰二年,奉山长宗稷辰、知府徐荣令,经理蕺山书院院务;三年应浙江巡抚黄宗汉檄委,跟随沈元泰招募练勇,监修城垣,连续数年帮办筹饷局务。因此,周以均在咸丰五年以拣选知县报捐国子监学正,随带加二级;咸丰七年,经浙江巡抚何桂清奏保,赏加光禄寺署正衔;咸丰九年,以内阁中书候铨并叙员外郎衔,又经浙江巡抚胡兴仁保奏,赏加四品衔。其间主讲鉴湖龙山书院,任龙山书院山长,又随沈元泰监造三江闸侧石塘。至太平军入绍,已有及门弟子周丙堃、陶谟、周宝瑛、阮宝霖、胡福增、陈尔幹考中举人。由此,周以均逐渐成为绍兴社会的知名绅士。

在传统中国,遵循“门当户对”传统的联姻往往是宗族之间进行资源互补、强强联合或亲上加亲的手段。周家大致自九世起与大户人家、官绅阶层联姻的频率逐渐增加。九世,周宗翰次女适道光辛卯科举人、甲辰科进士、福建龙岩直隶州知州(正五品)马百庆;周鉴,配候选按察使经历郭鸿女;周钊配广东按察使经历(正七品)凌德奎女。第十世,周珄配江西太平寺巡检(从九品),署蓝山县知县劳烈祖女;周其琛配州同衔(从六品)余大年女,次女适咸丰辛亥恩科举人、江山县训导陶谟;周其珹四女适钦加知府衔、福建云霄厅同知(正五品)章熙嗣子、捐职州同章辰。第十一世,周以埏女适捐职同知章湘云三子、州同衔候选府经历章锡侯;周永年配乾隆戊辰科状元、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正一品)梁国治曾孙女、福建正和县知县(正七品)梁承纶孙女、捐职按察使经历梁念恭女,长女适道光戊子举人、丙申恩科进士、绍兴府湖州府教授(正七品)唐廷纶子、钱塘学附生唐恭安,次女适道光己酉拔贡候选教谕杜衡继子;周诰配嘉庆己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江西南昌府知府(从四品)朱渌女;周之錞配山东曹州府知府(从四品)潘尙楫次女;周以均四女适钦加道衔、江苏苏州府知府(从四品)钟殿选三子;周以增女适咸丰己未会元、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马传煦长子;周以坶长女菱姑嫁江西袁州府同知升用知府(正五品)沈超。十二世,周锡祺配乾隆甲辰状元、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茹棻孙女、广东墩百场大使(正八品以下)茹寿彭之女。十三世,周起风配咸丰己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赵一林长女……

考虑到族人功名、官阶,周家的联姻对象得以逐渐向官宦人家靠拢,主要是家族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周以均成为名绅使然。如果仅从名单看,个别联姻对象的官宦品级似乎说明周氏已是地方大族。然而如果按照时间线进行考察,结果则会迥然不同。像周永年之妻是朝廷一品大员梁国治的曾孙女、梁承纶的孙女、梁念恭的女儿。待周永年于道光丁亥(1827年)出生时,梁国治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两家联姻时,梁承纶曾以副贡资格为福建正和县知县,不知尚在世否;梁念恭仅为捐职按察使经历(正七品)的虚衔。像周锡祺之妻是巨宦茹棻孙女、茹寿彭之女。而茹棻殁于道光辛巳(1821年),周锡祺生于道光丙戌(1826年),而茹寿彭所任广东墩白场大使,“大使”在清代仅属杂职官,品秩自正八品至未入流不等。如此考察下来,从绍兴府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科举进士名录及其官阶,周氏的联姻对象大都属于书香门第、乡下名绅、尚未发达或已经衰落的官宦人家。

综上所述,无论鱼化桥周氏,还是福彭桥周氏,与绍兴上层的名门望族均有一定距离,显然属于绍兴社会的中间阶层。鱼化桥周氏诸多房族中落之后,福彭桥周氏则凭借家族商业财富和周以均的地位声望,逐渐在晚清绍兴社会中崛起。正在此时,太平军李秀成部主将陆顺德,率人于咸丰辛酉年(1861)九月二十九日占据绍兴府城,导致周氏家族的命运由盛转衰。

二、“中落”与“底蕴”

关于太平军对周氏家族的影响,周福清在《恒训》中说:

我家 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余,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25

在周福清看来,谋生方式由实产变浮财,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两相叠加,成为周氏家族命运转折的关键因素。可惜的是周福清仅揭示了家族经济层面所遭受的打击,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本相,应当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挖掘其背后的诸多史实。

清朝中后期,中国人口激增,吏治腐败,会党举事,民生日艰,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至鸦片战争后近十年间更为严重。“洪秀全准备将中国的一切大事变革,并改造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26于是以信仰统制、兵民合一、军事化行政、圣库与田亩制度为特色的太平天国运动乘势而起。太平军与清军之间展开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搏斗(包括随之而起的灾荒、饥馑和瘟疫),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主战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七省人口损失7330万。27浙江“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28。即便如此,1861-1863年间,绍兴府人口损失近400万,损失率60.6%,29以致战后府城百姓自发兴起“断屠”风俗。时人有记载云: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郡城失陷。太平军从西郭门长驱直入,一无所阻。至净平庵前,首先向庵纵火焚烧,遂即开始杀人,纵至兴文桥下小能仁寺。纵火沿途见有新剃头之人,称为妖人,即行杀戮,无一倖免。五日后,始出安民告示。凡住居闹市或通衢大街之处,抢掠之风至此少戢,而偏僻冷落地方则抢掠杀戮依然如故。郡人有不满太平军奸杀抢☐行为者,乃书为痛斥匿名之榜,乘夜揭诸通衢,遂触群贼之怒。(贼)遂大索城中,不拘老小,悉以屠之,致成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情状。杀戮之惨,无以复加。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克复之后,每值九月二十九日,郡人鉴于空前浩劫,遂于是日,郡中自动断屠一天,妇媪并有茹素者。盖以迓天和而以忏悔,至今不衰,永以为例云。30

太平军将领陆顺德拆小能仁寺及附近宗祠、家庙,在下大路药王庙附近建成九开间、五进的来王殿;周文嘉、孟文悦初居水澄巷徐氏大宅,后孟文悦迁往前观巷凌家台门,周文嘉迁往覆盆桥下沈家台门(即周家老台门),一徐姓将领进驻周家新台门;又在观音桥下明朝阉党徐大化旧宅,设立姐妹馆,掠有姿色的年轻妇女充之,餐以膏浆,衣以绫罗,饰以珠玉,教以音乐文词,监视以老妪,遇有临阵出力者可择一而赏之。

人尚如此,何况产业!周氏所依赖的钱庄、典当行业遭受巨创。“洪杨之役……各处民众大起恐慌,皆谓长毛造反,时局极现不安,于是纷纷至各庄提取现银……多数庄因此崩溃。”31“迨至清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入浙,典当骤减。绍兴城内仅存菩提弄信和一家当铺。”32 周氏“十一世值太平军起义以后,遭受兵燹影响,损失甚巨,各房族多致一蹶不振,甚或流离失所。”33过桥台门忠房开设的会亨钱庄、宝来饰店惨遭洗劫,周氏族人仓皇逃至乡下避难,周永年、周之錞、周茀庭、周锡恩、周庆祁被太平军或杀死、或刺伤致死,或掳走失踪。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六日,绍兴被清军攻陷,太平军守将周文嘉败走萧山。周氏族人回到府城,发现在老台门墙上涂满壁画;新台门第五进“西头的两间经了太平军的战乱已经残毁,只剩下南边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后边朝北的一间则因楼板和窗户都已没有了……东偏一间即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说的橘子屋……楼上也是空着,却比东边仓间的楼上更是荒废了,因为那边只是没有楼板,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奇怪,这边却仍是一间空着的房子,却是窗户全无”34,直到1906年鲁迅结婚时,这一部分房子才重新修造。因为周作人只是提及和自己家有关的部分,其他房族的房屋损毁情况尚无记录。鲁迅的高祖周珄、曾祖周以埏回家不久,就分别于同治二年六月初七、六月十六去世,应该与看到台门的惨象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战乱给周氏家族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大部分房族保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由于谋生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三个台门的房族有不同的表现。相对而言,老台门房族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和房经济状况本就好于其他房族,主要投资的田地属不动产,故得以坐拥巨资,过着优越生活。战后,和房周以坶的次女顺姑(早逝)、四女月姑(补填作继室)嫁前观巷盐商兼当商、后来成为绍兴商界头面人物的鲍芗谷(鲍家在清末民初才真正崛起而跻身绍兴大族);三女裕姑嫁绍兴四大望族之一张溇胡氏的一个有点像神经病书呆子,以致婚后常住在娘家发牢骚,闹别扭35。从“门当户对”的婚配传统看,和房的联姻对象属于正在崛起的富户或有点缺点的大族子弟,其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可见一斑。直到周以姆晚年,“和房有两个账房,工头是文相,服侍十五曾叔祖有个年轻工人叫恭慎,服侍新老太太有两个丫头,另外各有烧饭妈妈,做粗活的长工,管花草的花匠,管鸟的、管鱼虫的工人,还有忙月、短工,总加起来,也有20人”36。恕房从事何种职业不详,但一直拥有老台门的房屋产权,后因绝嗣由慎房的周寿恒继承产业。勇房经此冲击,不知是无力开设当铺,还是担心浮财风险,只好到别处从事典当或其它实业,都能脚踏实地,家境不错:十三世,周传梅到浦江县隆泰当学生意,后到绍兴诸善弄的善兴当做经理,周梅卿20岁起在杭州一家当铺学做朝奉,后在绍兴作揖坊的容大当继续做朝奉,周心梅14岁起在绍兴大路元泰纸店工作,一直到70岁退休,周梅舲从事钱庄业;十四世,周锡三先在绍兴开元弄道记当做学徒,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进城抢当铺后,就到诸暨鲍同顺酱园当出纳,解放后在诸暨副食品公司做营业员直到退休……37因此,原老台门的房族都能守住祖业,始终未将台门卖出。

过桥台门、新台门房族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各房族入股的会亨钱庄、宝来饰店被洗劫一空。尽管有余力的房族仍不失商家本色,38但多数房族失去了广置田产、从事经商的本金,几乎彻底放弃了商业传统,以继书香为业,依靠有限的地租维持生活,而一旦人口繁衍,分家析产,经济境况就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周以均在太平军入绍后,继续致力于抗击太平军和战后恢复事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可圈可点:同治二年,应山阴知县臧可园邀,任吴融兵米局总办;应绍兴知府杨豫庭邀,至善后局襄办事务,主持新建昭忠祠、新司考棚、证人书院工程,又随办米捐局;同治三年至六年,掌教龙山书院,兼办贡院、捐局、善后局务,又因绍兴水灾,赴塘工总局,襄办筹捐筑塘抗汛 ,重浚三江闸港;经闽浙总督左宗棠、浙江巡抚马新贻奏保,交部从优议叙;及门弟子王熙年、王崧年、杨燮和、潘良骏、孙琥铭、沈百墉、鲍谦、胡大晟、周福清又考中举人……正因如此,周以均虽非“绍兴的首席绅士”,但在地方社会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39大致受周以均的积极影响,新台门、过桥台门的房族,或参加科举考试、充当幕僚佐治,走从政之路,或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从而形成与老台门房族迥乎不同的谋生方式和精神气质。十二世,周福清考中进士,仕途坎坷,官品不超过正七品;周藕琴在陕西长安、富平、合阳、韩城、华阴等地当刑名师爷;周庆藩考中举人,投身教育,后来扶助周家子弟到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回到绍兴后曾任绍兴府学堂总理(即校长);周花塍、周玉田等坐馆授徒。十三世,周鸣山、周伯文、周仲翔等从事教育;周忆农、周伯㧑、周仲阳、周慰农、周子衡、周秉模(即四七)均当过幕友、师爷;周秉枢(即六四)在育婴堂做司事,周丙钰在杭州报关行做司账;周冠五先做幕友,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松江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绍兴县政府地政处处长等职,抗战期间绍兴陷落,任绍兴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印花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任绍兴县政府清丈处主任、县政府建设科长等职……也有个别族人“台门气”十足,眼高手低,不乐做事,最后处境潦倒,下场悲惨。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过后,过桥台门、新台门的族人多投身科举及文教事业,但在绍兴称“读书世家”则是过誉。福彭桥周氏上溯到一世祖逸斋公,中进士者仅周福清1人,中举人者仅周煌、周以均,周庆蕃等3人。便是扩大到自逸斋公以下的整个鱼化桥周氏近七百人中,进士1人,举人6人,中秀才者数以十计,其余有功名者多为捐职,实职最高七品。绍兴素称人文渊薮,教育昌盛,明清两代仅会稽、山阴二县考取文科进士者999人(其中状元9人,榜眼5人,探花4人),考取文科举人者2805人,40且世家望族甚多。水澄刘氏明清两代考取进士者13人,考取举人者41人;下方桥陈氏,明清两代考中进士者15人,考取举人者27人;陶堰陶氏明清两代考取进士者42人,考取举人者66人;另有状元坊张氏、偁山章氏、张溇胡氏、孙端孙氏、霞川沈氏、五云王氏、梅墅祁氏、鲁墟陆氏、后马周氏……一般而言,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荣耀,为家谱作序者乃是家族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层次的人物。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作序者分别国史馆总纂、河南道监察御史章嗣衡。而《水澄刘氏家谱》作序者为南京兵部尚书奉勅参赞机务商周祚;《会稽孙氏家谱》作序者为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山阴张川胡氏宗谱》作序者为浙江布政使加三级许应鑅,《会稽陶氏族谱》作序者为贵州布政使汪新……相比之下,周家在文化上的表现、所处的社会阶层,在绍兴很难说是读书世家,文化大族。

其实一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文化底蕴在生活细节中最能体现。周作人曾说:

例如同是住于东陶坊的人家,在百草园西边的梁家和迤东河南岸的寿家即三味书屋,他们扫墓的仪式便截不相像,两者都出于顾范的记录之外……梁家仪式繁重,上午早到坟头,从献面盆手巾,茶碗烟袋起,演到吃中饭,要花上小半天工夫,寿家则用小船,父子二人祭毕下舟,怀中各出烧饼两个,吃了当饭,虽然没有说明,大概只备香烛纸锭,并无什么食品的。这固然是极端的例……至于周家那是极平常的一般的办法,与顾范二家所记大抵相同,或者可以说是最没有特色的一种吧。41

此处周作人所说的梁家,即周家的西邻梁子贞家,“听说上代出过状元”42。绍兴历史上中状元且为梁姓者,只有乾隆戊辰科状元梁国治,其曾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绍兴虽非大族,也是巨宦。梁子贞一生设塾授徒,家境已衰落,却仍然保持着繁重的仪式,说明家族遗风尚存。而三味书屋的寿家,先前寿镜吾的祖父寿峰岚在绍兴偏门外酿酒、卖酒,因珍惜爱好文字,迁居福彭桥购置建造了寿家台门。至寿镜吾的父亲寿韵樵摆脱商业,寿家才真正成了书香门第,文化积淀略显不足,故于仪式也不甚讲究。周家介乎其间,说明周家的文化积淀在绍兴社会处于中等水平。

或有人认为梁子贞未必是曲池梁氏后人,上述说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周氏、杜氏的清明节上坟仪式。周作人曾说,会稽周氏扫墓成规与山阴平氏大抵一致,差别仅在周氏祀后土及祭祖时普通用双响炮仗五个、十个,并引平步青编《平氏值年祭簿》如下:

座船两只,今改大三道船一只,酒饭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向例每只约船钱银三钱几分不等,临时给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吊,鱼二尾,鸡蛋二个,折午饭九四钱百文,点心等俱无,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时每只给掸舱酒一升壶。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太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酒一壶,献杯三只。

在船子孙每房二人。值年房备茶,半路各给双料荤首两个,白糖双酥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荤两素,自同治二年起减为两桌。每桌酒几壶不等,酱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炉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给小首两个,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年改用面一中碗。管坟人给九四钱二百文,酒一升壶。43

而大族杜氏的祭规,据《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中的记载则更为详实周密,如去徐家塘一节:

值年房备乌篷大船五只,吹手六名。每船备值茶人。船桌、椅、凳、茶炊、茶碗、茶叶、炭篮。……徐家塘祭毕,给守墓人熟肉一斤、酒一升,又田八分,土名杜家田。令其耕种,拜扫日值年房收钱二百文以作租息。与祭人登舟,每人给朱糕四埭、白糖烧饼四个、甘蔗二节、二寸为度。门香干一块。舟人、吹手各给白糖烧饼二个,与祭人各给胙肉签一支。墓前领。

后土祀品:杯箸二副,献杯三只,三事一副,桌围一张,酒一壶,盐笋,馒首、果品,寒食一盘,单饼一盘,鹅一只,门宵烛一对,香一股,方连一块,永富一副,祝文一道,徽炮五枚。

墓前祭仪:庶羞十六簋,鱼翅、刺参、鱼肚、贡干、火腿、扣肉、整鸡、整鸭、鲫鱼、羊肉、油豆腐、素鸡、细炒、整面筋、笋、钩汤。五牲,鸡、鹅、鲤鱼、肉、羊。如水果四盘,馒首一盘,寒食二盘,烧饼二盘,杯箸六副,莲子茶六钟,粉汤饭各六椀,酒一壶,四两烛一对,香一股,板纸二块,献杯三只,祭文一道,足锭一千八百,双声六枚,黄伞一顶,五事一副,八仙桌二张,桌围二张,棕荐二条,猪羊架一对,全猪一口、全羊均插花。

……

与祭人午席饮胙,每席四位。鹅八两,片肉十两,煎鲤鱼八两,咸蛋二个,笋十两,汤鸡、和菜、羊肉八两,血羹二椀。撑船等吹手午酒八椀,一桌。肉七两,羊七两,鲤鱼六两,鹅六两,笋、和菜、肉羹二椀。管祠人菜一桌照式,酒一升……远方与祭者、舟人俱给酒饭。照上式。吹手工钱有贵贱,不限定。44

杜家没有详细记载雇船费用,大概是家族自有舟船。从扫墓祭规看,场面之大,细节之繁,均超过平氏(即周氏),对管坟人、吹手相当厚待。可见,周家上坟仪式在寿家之上,在杜家之下。除此之外,《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中对家训、世系、祭祀、人物传略等较为完备充实,尤其祭祀之典,分元宵祭、追远祭、生辰祭、忌辰祭等,且对参加人员、祭祀仪式、出资数目、下人待遇等均有细密的规定。相对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仅述姓氏渊源、世表、世录、宸章、祭田、义田、家传,内容相对简略粗疏,祭祀之典更是付之阙如,也能说明周家的文化积淀处于中等水平。

随着周以均于同治辛未(1871年)去世,周以增于同治甲戌(1874年)去世,地方公益事业中便鲜见周氏族人,家族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都昌坊(即西至都亭桥,东至覆盆桥)一带,戴家台门的人已经败落。寿家台门的寿子持与鲁迅从叔祖周庆藩同为光绪二年丙子科举人,其子寿孝天和其弟寿镜吾一家都是秀才,寿镜吾次子寿洙邻直到1903年以秀才身份考取浙江优贡,1904年参加优贡会考取得朝考第一名即 “朝元”。梁家台门的“梁子贞,他是新台门的西邻,他是一个老学究,也曾进过秀才,进学后一直没有去乡试。……他一辈子在家设塾教书,他家境平常,虽非富有,尚足温饱”。45租住老台门闲屋的沈守愚设塾授徒,屡考不第,直到科举停废始终是个文童。其余人家大致如周作人所说:

那时东昌坊口是一条冷落的街,可是酒店却有两家,都是坐南朝北,西口一家曰德兴,东口的即咸亨,是鲁迅的远方本家所开设,才有两三年就关门了……德兴坐落在十字路的东南角,东北角为水果莲生的店铺,西边路北是麻花摊,路南为泰山堂药店,店主申屠泉以看风水起家,绰号“矮癞胡”更为出名。路南德兴酒店之东有高全盛油烛店,申屠泉住宅,再隔几家是小船埠头,傅澄记米店,间壁即是咸亨,再过去是屠姓柴铺和一家锡箔铺,往南拐便是张马桥了。路北与水果铺隔着两三家有卖扎肉腌鸭子的没有店号的铺子,养荣堂药店,小船埠头的对过是梁姓大台门,其东为张永兴棺材店,鲁迅的旧家,朱滋仁家,到了这里就算完了,下去是别一条街。中间有些住宅不能知道,但是显明的店铺差不多都有了……46

可见在都昌坊一带,除了几个台门以外,其余都为街头店面商铺和手工业作坊。在四民社会,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要高出其他阶层。周以均去世以后,周福清考中进士,周庆藩考中举人,而且周氏家族人丁兴旺、个别房族富裕程度在附近首屈一指,周氏家族自然成为都昌坊的最突出的家族,备受街坊邻居尊敬。

余 论

中国广土众民,地区间差异极大,尤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倘若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时,研究者忽略地区差异、时代悬隔等因素,“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47则极易看朱成碧,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历史之真相愈远。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借助地方文献,考虑著述者的境遇、地位,比较、辨析各种材料,庶几接近鲁迅家世的历史本相。周氏家世流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藉由“数世同堂、内外有制、长幼有序、上下有分”的台门,所构成的相对固定的文化场域,对长期浸淫于其中的鲁迅影响深远。因此,中产阶层、里坊大户、商业传统、书香传家等家族特点,才是探寻鲁迅经验限度、文化惯习、思想观念的逻辑起点。

改定于2022年6月3日

注释:

1 如“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见鲁迅:《自传》,《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周氏有三个大台门,有两爿典当,有几千亩田,有无数的市房,往来的尽是巨商、豪族”,“周氏为当时社会望族,自命书香传家”,见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3、240页;“镜吾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呵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鲁迅家为绍兴城中望族。……周氏三台门,嘉、道以来,老台门以富称,新台门,过桥台门,以读书世家称,光绪之际,皆衰落矣,至鲁迅而家声以振”,见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研究资料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25-226页。

2 有关代表性的成果有段国超:《鲁迅家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永泉:《从周树人到鲁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顾琅川:《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晓初:《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彭定安:《鲁迅的性格与家族的影响》,《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86年第1期;陈方竞:《“大家族”出身之于鲁迅的积极意义》,《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6期;裘士雄:《论周氏族群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李新宇:《鲁迅的出身与周家的文化》,《关东学刊》2018年第1期等。

3 周以均:《旧谱自序》,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4 钟叔河编订:《四百年前》,《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5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6 因其宗祠在鱼化桥,故得名。

7 沈元泰:《述先公传》,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8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2页。

9 杜世楙:《杜家台门的变迁》,《绍兴文史资料》第14辑(内部发行),2000年,第199页。此处“吴”疑为“胡”。

10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11 史致光:《熊占公传》,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12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经济状况》,《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13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经济状况》,《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

14 王父,即祖父,周其琛是口述者周锡嘉的祖父。朱提,银的代称;流,量词,八两为一流,此处即指忠房的周其琛捐银二百四十两,得叙盐运司知事衔,见周锡嘉述、鲍临撰:《燮三公行实》,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1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16 王彝寿:《越难志》,详见邢凤麟、邹身城:《天国史事释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371页。

17 裘士雄著:《鲁迅避难过的皇甫庄旗杆台门及其主人范啸风》,《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4期。

18 钟叔河编订:《两个明堂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19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20 杜立夫等:《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卷十、卷十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

21 裘士雄:《徐树兰百年祭》,《绍兴文史资料(内部交流)》第17辑,2003年,第63-65页;陈惟予:《书飨天下 硕德可风》,《绍兴文史资料(内部交流)》第17辑,2003年,第62页;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浙江省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128-3129页;绍兴图书馆整理:《浙江绍郡中西学堂章程》,《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20册,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8页。

22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3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24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34页。

25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2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4页。

27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3页。

28 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请分别征蠲折》,《左宗棠全集 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69页。

29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

30 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城陷纪念日断屠》,《绍兴丛书 第二辑》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0页。周作人己亥年(1899)九月日记:“二十九日,晴,诸暨县童正场,冷。荷孙往皋步去禁屠,以是日为咸丰发逆进城之日也,”见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0页。可见“禁屠”风俗至少沿袭至1899年,此时距太平军退出绍兴已三十七年之久。

31 绍兴图书馆整理:《钱业》,《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67页。

32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9页。

33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4 钟叔河编订:《家里的改变》,《周作人散文全集1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329页。

3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36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37 裘士雄:《口述与笔谈(二)》,《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秋季卷。另见张能耿、张款:《鲁迅家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

38 新台门周仲翔大约在咸丰甲午、乙未之间于新台门大门对面开设咸亨酒店,见钟叔河编订:《咸亨酒店》,《周作人散文全集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1-192页。鲁迅家可能直到1899年还在和记投资分红,见刘润涛:《鲁迅“家道中落”考》,《鲁迅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39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6页。周建人说周以均是绍兴的首席绅士,周冠五说周以均是地方社会的首席缙绅。考察史实,周以均参与分修邑志、招募练勇、监修城垣、帮办筹饷局务、建造三江闸,多缘于有总角之交且乡试同年沈元泰的推荐提携。周以均虽为虚衔,但品级高于绍兴知府(从四品),会稽知县(正七品)。

40 分别见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5-1946页、第3310页。

41 钟叔河编订:《风俗异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5页。

42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43 钟叔河编订:《扫墓》,《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6-737页。

44 杜立夫等修纂:《会稽东浦前村杜氏家谱》卷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4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46 钟叔河编订:《孔乙己的时代》,《周作人散文全编1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8-729页。

4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9-280页。

(作者简介:刘润涛,男,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鲁迅研究。现执教于河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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