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简直不如卖淫，莫说别的，嫖客一只眯花朵眼的面孔，比较书贾一只冷眼，要好看得多。”这是平襟亚在长篇小说《人海潮》中写下的话，此书曾在鸳鸯蝴蝶派中掀起长篇创作热，平也因此成名。
虽恶骂书贾，平襟亚本人却当了半辈子书贾，他曾盗版鲁迅、茅盾、冰心等20多位新文学作家作品，还盗印了郭沫若的《黑猫》，并改名为《我的结婚》。
因涉嫌污蔑，平襟亚先后被吕碧城、陆小曼告上法庭，与张爱玲亦有一场笔墨官司，平襟亚在小说中骂张是“草野毛狐”。
平襟亚晚年检讨说：“我向文友买稿，计字认值，斤斤较量，也同一般书贾没有两样……正所谓‘易地则皆然’，自己做了乌鸦，毛羽绝对不会生白的。”
平襟亚起于布衣，成功全靠个人奋斗，施蛰存赞他为出版业的枭雄、“霸才”。平襟亚的堂侄也是出版商，即大名鼎鼎的平鑫涛（琼瑶的先生）。
不得已去写媚世之文
1894年，平襟亚生于江苏常熟，他是家中长子，小弟早夭，二弟在抗战中被日军枪杀。
平襟亚幼年丧母，父亲是乡村私塾教师，因家贫，13岁便在南货店当学徒，不久父亲病死，临终前想吃廉价的马鲛鱼。平襟亚好容易凑钱买到，可父亲还没吃就去世了，平襟亚终生不再吃此鱼。
父亲去世后，平襟亚生计维艰，他的叔叔家境殷实，却不肯告贷。一怒之下，平襟亚带着弟弟离开平氏家族，开始流浪。他后来对二女儿平初霞说，一次他和弟弟捡到一枚“双角子”，二人才吃了一顿饱饭。
兄弟二人后被沈家收养，所以平襟亚亦以沈平衡为名，其长子、长女均姓沈。沈家将女儿沈慧珠嫁给了他。
平襟亚学历不高，却喜欢读小说，当学徒时，常将小说藏在抽屉里，一边站柜台一边偷看。老板发现了，便从背后用木钱板（装铜钱用）猛击其头部。次数太多，以致平襟亚头部创痕一生未平复。
1915年，平襟亚辞去乡村小学教师之职，独自来到上海，靠给刊物写稿为生，并结识了朱鸳雏和吴虞公，朱鸳雏本是南社中人，因观点不同，被柳亚子驱逐出社。吴虞公善饮，书商沈知方很赏识他，托他写《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当时吴年仅20岁，许多事他根本没“目睹”过。三人结成小集团，专门给人写稿，都是《骂人百法》之类，朱鸳雏曾说：“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取微资自贡。”
见证了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一次，平襟亚在街上看见有人卖《三十六女侠》，颇畅销，便提出：如果我们编一部《七十二女侠》，一定更有销路，但必须出得快，否则卖不动。朱鸳雏保证10天交卷，原来他和吴虞公认识许多语文老师，让他们以《记一个女侠》为题，派学生写作文，很快搞到数百篇稿，从中精选72篇。一番广告促销下，《七十二女侠》居然成绩不错。
小集团什么稿都接，见市面上书信类书籍热销，便假冒少女，在报上登征婚广告，要求有意者先致情书一封，却从中优选佳作出版，求婚者都成了免费作者。见一来信尤其肉麻，三人便回信，约他到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听弹词，约定见面暗号为椅背上搭一青莲色手帕。约会那天，平襟亚等人到书场，见一美女，便偷偷将青莲色手帕搭在她椅背上，然后坐在一边，等着看笑话。
平襟亚晚年曾对此恶作剧感到后悔。
在朱鸳雏等人介绍下，平襟亚认识了当时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刘半侬（后改名刘半农），刘半侬后来去北京大学任教。1920年，刘半侬经上海赴欧留学。上海友人给他饯行时，恰好平襟亚在隔壁吃饭，彼此欢聚，背古诗中有鸳鸯、蝴蝶的句子为戏，刘半侬随口抱怨说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太肉麻，应称为“鸳鸯蝴蝶小说”。没想到此说从此流传，到后来，刘半侬也被归入“鸳鸯蝴蝶派”。
因朱鸳雏患肺病早逝，吴虞公转投其他书商，小集团只剩平襟亚一人。
因避难写出代表作
平襟亚独立编著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恶讼师》，拼凑历代笔记、坊间传闻而成，印了3千部，堆在岳父家，自己则因事回常熟乡下。一周后，岳父急信催他回上海，原来书全部卖空，且订货者盈门。
平襟亚接着推出《中国恶讼师》续集，一直续到四集，共盈利三万多元，从此成了书商。
沈知方对平襟亚多有提携，曾出2万元办共和书局，让平襟亚等人主管，该社也出版报纸，以自我宣传，即《开心报》。1926年3月，该报刊登了“捉刀人”（真名王小逸，言情作家，当时上海通俗小说界“浦东三杰”之一）写的《李红郊与洋狗》，讽刺“上海女文豪”爱洋狗甚于爱人。
所谓李红郊，影射民国名诗人吕碧城，吕与秋瑾并称“女子双侠”，看到文章后大怒，将平襟亚告上法庭。吕与租界领事团卓领事关系密切，卓立刻派外国探长萨乃文带两华人探员去抓平。幸探员薛子良与平襟亚有旧，进门就对着他喝道：“平襟亚去哪里了？”平襟亚反应奇快，回应道：“他今天早上到苏州去了。”
平襟亚逃离上海，吕碧城不肯罢休，在上海各报上刊登广告，表示谁能捉到平，愿以珍藏的慈禧太后亲笔绘观世音像为报。
蛰居期间，平襟亚颇感无聊，便化名网蛛生写出6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海潮》，交好友郑逸梅找人出版。初版5千册，不到一个月就销完，半年之间，竟发行5万部，盈利超10万元。以后平襟亚又写了续集《人心大变》，也很畅销。
抢了林语堂的饭碗
1926年，吕碧城去了美国，官司不了了之。1927年12月17日，小报《福尔摩斯》上一篇署名“屁哲”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平襟亚又被陆小曼告上法庭。
此事起于天马剧艺会成立10周年举行的平剧公演，陆小曼登台连唱两天，发了昏厥症，请翁端午推拿治病。翁是世家子弟，通晓书画、戏剧，与陆小曼交往颇多，一时传出绯闻。在“屁哲”文章中，称“诗哲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人家都说他们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伙”，显然在影射徐志摩和陆小曼。
据平襟亚说，他只是和几个朋友聊天，不想被同事录成文字，未经他同意便公开发表。平襟亚的律师忙找巡捕房以“散布猥亵文字罪”将平襟亚告上法庭，并罚款30元。等陆小曼上诉时，平襟亚提出“一罪不二罚”，逃避了惩罚。因为此案，《福尔摩斯》报销量激增，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感情也出现裂痕。
1930年，平襟亚在书业又掀起“一折八扣旋风”，即定价1元，零售价1角，批发价8分（预定户7分）。平襟亚的书不付稿费，成本较低。当时市场上曾流行廉价标点书，封面为牛皮纸，小5号字密排，而平襟亚的“一折八扣”书编辑、装帧更精美，用5号字排版，方便阅读。
1936年—1937年，林语堂曾推出明人袁宏道诗文合集，平襟亚马上跟进，推出仿本，售价只有1/5，卖了1.5万部，盈利3千元以上。被平襟亚抢了生意，林语堂却表示：“在印刷业大进步的现代，早应使书越出越便宜，乃是合理……幸而一折书的出现，打开了一条生路。”
写故事新编，却与鲁迅有别
上海沦陷后，平襟亚勉强维持局面。1941年，他创办了《万象》月刊，初期由陈蝶衣主编，后由柯灵主编，成为传播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
初登文坛的张爱玲曾将自己写的短篇作品交给平襟亚，平认为销路没把握，便约她在《万象》上连载长篇，随着张爱玲知名度迅速提升，加上沦陷区物价飞涨，原来的稿费标准显得过低，二人发生冲突。平襟亚对张不满，便在小说《红叶》中，影射张爱玲是狐狸，“人形虽成，犹掉其尾”。此时平襟亚文笔渐趋老辣，写了许多“故事新编”，以刺时事，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有近似处，但鲁迅认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平襟亚却表示只“能够从旁插科打诨，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俏皮话”。
《孔夫子的苦闷》，将孔子写成勒索学费的“学店老板”，称“什么体育费，茶水费，仆役费，加上了百分之五十。真到了加无可加的顶”。
《新白蛇传》则称白素贞和许仙开药店，有药不买，告诉伙计们“谁生意做得少， 就增加谁的薪水”，讽刺“囤药”的奸商。
《孟尝君三千客》则讽刺战时物资管制，大米都被充公，孟尝君也养不起士了。
陈蝶衣说：“秋翁（平襟亚号秋翁）先生的一枝笔，就妙在能抓住现实，予以有力的讽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中央书店中有反日作品，平襟亚被日本宪兵逮捕，关了28天，还被罚巨款，从此一蹶不振。
1945年时，《万象》销路下滑，柯灵又被日本人抓走，只好停刊。
放下曾经犀利的笔
与平襟亚往来半世纪的报人金雄白说，当时《海报》拥有两枝骂人的健笔，一是唐大郎，一是平襟亚。
金雄白说，“（平襟亚）以尖酸刻薄的文笔，无日不骂人，也且无篇不骂人”。特务头子李士群和吴四宝权倾一时，可平襟亚却写了《海上两富孀》，挖苦叶吉卿（李士群的夫人）和佘爱珍（吴四宝的夫人）。佘爱珍迁怒于金雄白，以后她嫁给了胡兰成，见到金从不打招呼。平襟亚还写过《海上两豪客》，把金雄白与陈彬龢（时任《申报》社长）也骂了一顿。
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把自己住宅楼下的房子让给郭沫若、袁雪芬等，许广平、田汉、洪深、安娥等曾来自开会，后被当局察觉。
1949年后，平襟亚名下的中央书店参与了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停止营业。平襟亚转向新弹词创作，还与同好组织了上海市新弹词作者联谊会。他先后创作出《三上轿》《陈圆圆》《杜十娘》等长篇作品，并称自己用6个月写完的《三上轿》是“第一部最细致缜密的创作”，还“排印成册，赠与艺人们实习，得免耗誊写的时间，排印工资全由本人指出，未曾取得艺人的白纸一张，羊毫一枝”。
1967年8月，平襟亚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文革”中，平襟亚听力受损，记忆力消退，晚年只与郑逸梅等老友往来，知道他曾在出版业叱咤风云的人，已寥寥无几。
1978年，平襟亚病故，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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